我们存在因为不羁(扬州八怪)/艺术的故事

序章 扬州

第一章 汪士慎 1686-1759 附：汪士慎年表

第二章 李鱓 1686-1756 附：李鱓年表

第三章 金农 1687-1763 附：金农年表

第四章 黄慎 1687-1770 附：黄慎年表

第五章 高翔 1688-1753 附：高翔年表

第六章 郑板桥 1693-1765 附：郑板桥年表

第七章 李方膺 1697-1756 附：李方膺年表

第八章 罗聘 1733-1799 附：罗聘年表

代后记

  一

  旧事满怀向谁说

  汪士慎到达扬州的那一年是1723年，清雍正元年。他生在1686年，这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这个体态消瘦、面容清癯的中年人，经历了半世的人生沧桑，显得成熟而沉默寡言。他从徽商的老家休宁县来，这是个紧挨着徽州城的小县，属徽州府辖。他从徽州出发，沿着新安江坐船到杭州，然后再沿大运河北上，三天后就到了扬州。

  人生地疏的汪士慎这次是专程投奔当时在扬州颇有声望的徽州盐商马曰琯（秋玉）的。马秋玉是徽州祁门县人，祁门距汪士慎的家乡不过百十里路，算是正宗的同乡。马秋玉比汪士慎小三岁，但他们在三十年前就认识了。

  马秋玉和他的弟弟马曰璐都热心文化，虽是商人，兄弟俩却风度儒雅，谈吐不凡，尤其喜爱结交文人，当地人称秋玉“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赞誉他“以朋友为性命”。四方的文人们闻名前来造访，他都一一安排食宿，终年乐此不疲。他为此在自己扬州城东关街的住宅对面，专门建造了一处“街南书屋”——实际上是有十二处景点的园林式住宅——专门招待到扬州来的文化人，让他们在这里聚会。当时海内的著名文人如厉鹗、杭大宗、全祖望、陈章、闵华等都是他“书屋”的常客。这次，从家乡来了一位老朋友，而且是一位画家，他的热情更可想而知了。那一年，他在扬州的别墅“小玲珑山馆”刚刚落成，他就把原来招待高朋贵友的旧馆“七峰亭”修缮了一下，改造成“七峰草堂”，汪士慎一家就被他特别安排在“七峰草堂”居住，这显然是为了让他更有一个“安家”的感觉。

  这是一个十分别致的地方。所谓“草堂”可不是真的草房，仅仅是文人们为了讨个山野情趣而起的雅名。七峰草堂的瓦屋建在一片竹林之中，林中放了七块太湖石，显得自然质朴。汪士慎住下后，感到能与竹石为邻，更有一份清幽雅致的禅意，便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七峰居士”。

  没有人听到过汪士慎谈自己的过去，这可能是他心灵深处一块深深的痛处。他曾在一首诗中含含糊糊地感叹过：“旧事满怀向谁说，行藏多半类哀鸿。”他的旧事到底指什么，这始终是一个谜。按惯常的做法，文人们在自己的书画后面题款时，往往喜欢冠以故乡的县名，易于使人联想到当地的人杰地灵，但是汪士慎从来只写“富溪汪氏”。富溪是休宁县的一个小山村，汪士慎出生在这个小村里，他应该是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出生之地的，可是一定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尴尬事，使他始终对富溪缄口不语，讳莫如深。没有人知道他家族的情况，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返同过故里。他曾有一个别号叫“溪东外史”，可能他的故居就在溪的东面，而他又是一个被家族排斥在外的人。刚到扬州的时候，他作过一首诗：“身依故土家何有，鬓欲成翁事已非。寄语故人应怜我，可怜无处对春晖。”诗歌的背景是朦胧的，但是它的基调却令人感慨万千。家没有了，故人疏远了，自己的历史也随着客居扬州而从此一刀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痛苦！

  我们只能从汪士慎留下的诗句中隐隐约约地琢磨他的过去。当他的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陈世明不幸早逝时，他在挽诗中写道：“忆昔同少壮，怀抱多慷慨。接纳重义气，谈笑生悲凉。”一个胸怀壮志、高谈阔论、负才任气的少年才子形象跃然纸上，这哪里是我们日后在扬州看到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呢？他在另一首诗中形容自己的少年时代是个“落寞者”，而中年更为“蹭蹬”。所谓“蹭蹬”，通俗地说，就是“晦气的倒霉蛋”，就是“潦倒”。他从来不提自己的祖宗家业，显然家族内部有什么事使他无法直言，以至于他在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同过故里。他也从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师承，看来他的诗、书、画、印的造诣，也完全是个人发愤努力后的无师自通。我们也找不出太多的细节和说法，反正这一次，他是背水一战，带着自己的妻儿弃家来到扬州，他只能凭此一搏了。这个来自小山村的落寞文人，这个带着深深的心灵伤痕、又始终沉默寡言的苦命画家，他如何在扬州的这片繁华中生存呢？（P15-20）

  每一座城市的边上，都有一条大河。如果一座城市有两条大河流经交叉，这座城市往往会成为一座繁华的大都会。因为古代交通的主要形式就是水上航运，人从水上来，货从水上来，财从水上来。正是河流，它把城市带向了繁荣和文明。

  扬州正是这样一座城市。有两条河流从扬州城边流过，一条是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另一条则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中国东西向和南北向最重要的两条河流交汇在扬州城边的瓜洲，这个地名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中，古代的诗人和文人们过路歇脚于此，顺便也会到大名鼎鼎的扬州溜达一下，然后再去往各自要去的地方。人来人往的地方必然热闹，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扬州就是中国东南的大都会，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

  元朝人乔吉在他的杂剧《扬州梦》里，借着主人公杜牧的口，写了一段描述古扬州的优美唱词，这当然是乔先生自己看到的扬州。唱词写得很浅近，很容易理解，这就忍不住要把它抄下来，如果用白话来说，反而失去了韵味：

  江山如旧，竹西歌吹古扬州。三分明月，十里红楼……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马市街、米市街，如龙马聚；天宁寺、成宁寺，似蚁人稠。茶房内泛松风，香酥凤髓；酒楼上歌桂月，檀板莺喉。接前厅、通后阁，马蹄阶砌；近雕阑、穿玉户，龟背球楼。金盘露、琼花露，酿成佳酝；大官羊、柳蒸羊，馔列珍馐。看官场，惯軃袖，垂肩蹴鞠；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优……

  这就是扬州，一个流光溢彩、令人眼花缭乱的扬州。

  扬州的繁华不仅仅冈为商业的兴隆。我们一听到扬州这个名字，就一定会产生某种历史感，就好像听到敦煌、邯郸、洛阳、长安一样。只要有点文化知识的中国人，一说到扬州，脑子里就会蹦出一连串古诗词的碎片。“故人西辞黄鹤楼，炯花三月下扬州”，那是朦胧而美丽的意境；“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那是充满珠光宝气的欣欣向荣；“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那是大气磅礴的奢华；“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那是少年才子甜蜜而苦涩的梦呓。“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空灵静谧，那种江南式的典丽与雅致，是只有扬州才给人的美丽印象。扬州古称广陵，于是那一句“广陵散从此绝矣”，给人多少的遗憾与惆怅；而“扬州琼花”的成名又让人忘不了“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你再听听“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有没有感觉到乐府诗立刻染上了一层浓浓的江南春色？是的，古扬州给人以双重的印象：物质繁华的城市，文化悠久的城市。这城市的双重特色，一直保留到十七世纪，保留到我们的故事开场的时候。于是，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说到扬州，又多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名字：“扬州八怪”。  这是清前叶、活跃在扬州的一群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生涯经历了康熙王朝后期、雍正王朝而到乾隆王朝的中期，这正是清代最欣欣向荣的时期。在工商业繁荣的扬州，当时集中了这样一批职业的文人画家，他们大多出身贫寒，经历坎坷，以卖画为生。他们有相近的生活体验，有相似的思想情感，有相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爱好；他们在艺术上都重视个性化的发挥，力求创新；他们都强调抒写自己的主观内心，因而也赋予了作品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内涵。就是这些画家，他们善于运用水墨写意的绘画技法，擅长以简逸的笔墨来传达物象的精神。他们这种标新立异、清新狂放的做派，被世人视为“怪”，因而他们的代表画家汪士慎、李觯、金农、黄慎、高翔、郑板桥、李方膺和罗聘，被称为“扬州八怪”。其实，还有一批画家，如华嵒、陈撰、高凤翰、边寿民、闵贞等人，亦属于这一文艺思潮的中坚人物。

  ……

  在这热闹纷呈的扬州，绘画的高手自然也绝非“八怪”几位，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流派。许多当时和日后名闻天下的画派和画家，在此前后都云集在扬州，与“八怪”多多少少有些联系和砥砺互动。这些人里面，有“新安画派”的创始人渐江、查士标、汪之瑞，有“皖派”名家戴本孝、梅清、萧云从、梅庚、巴慰祖、方士庶，有“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有“槎南二周”的昆山画家周笠，还有以个人成就名垂史册的李寅、萧晨、袁江、袁耀、颜峄、颜岳……甚至连当时被画界贬视为“打底”的界画（一种以直尺画建筑物的绘画），也在扬州再度中兴。

  哦，这就是光怪陆离的扬州，它的极盛不可述说，它只能体味，只能想象，只能意会……

  “扬州八怪”就是在这样的扬州艰难地脱颖而出了。

  在当时，他们的价值并没有被立刻认识，还有待二百多年的时间发酵。二百年后，“扬州八怪”才真正地在中国“热”起来。但是，我们的故事却不能再等待二百年，它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那么，就让他们一一登场吧。

  周时奋老师离世已整整五年了，五年间，周老师生前的知交、亲友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缅怀。今年重新出版周老师的“中外画传丛书”以志纪念，周时奋纪念工作室来电嘱我写这篇后记，十五年前的往事浮上心头。

  早年读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梵高痛苦却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一生经历，令我印象深刻。2000年始我从事出版业，一直想策划出版一套中外画传丛书，而这一构想自《梵高画传》始，作者是周时奋老师。周老师在《梵高画传》后记中写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许多刚从一场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一样，读到了这本书的中译本。我当时正在从事油画和连环画的创作，因此，倍觉亲切和激动。这次，出版人王仁定先生告诉我他有这样一个选题，出一本《梵高画传》，他当时的意思是要在这本书中包含三方面信息：梵高的传记、他的代表作品，以及他与弟弟提奥之间关于创作的有关通信的片段，以构成一种新颖的图文版的画家传记。我非常赞同这一主意，当他把传记的撰写任务交给我时，也当然欣然答应。”

  《梵高面传》初版不久就重印，令人欣喜。之后，周老师笔耕不辍，《文艺复兴三杰画传》（台湾版书名《天才的交锋》，比大陆版有噱头）、《毕加索画传》、《八大山人画传》、《扬州八怪画传》、《徐渭画传》、《石涛画传》（徐渭、石涛二种版权输出韩国）等在二三年间陆续出版，若干年后又有再版。回想当年我与周老师谈这套丛书创作的时候，他已身陷囹圄，但热爱文事的周老师，全身心投入创作，不知身置何处，度过了外人看来无以言表的艰难岁月。因了周老师的清誉和声望，狱警也是热心相助，我每次的探监变成了工作访问，可以在喝茶、抽烟中与周老师交流。

  五周年祭之际，我的心情可用悲欣交集来形容。悲的是自古文人命运多舛，天妒英才，勿使久驻人世；欣的是斯人虽逝，然其文以载道，文以载思，可流传久远。

  是以记。

  王仁定

  上海新沪商联合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