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

  K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K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

  随后，他就去找住处。客店里的人还没有睡，店里虽然没有空房了，而且老板对这位这么晚才来的不速之客也颇感意外和迷惑，不过他还是想让K在店堂里的草包上睡一夜。K表示同意。几个农民还在喝啤酒，但是K不想同别人交谈，自己到阁楼上去拿了个草包来，挨炉子铺好，就躺下了。这里很暖和，农民都静了下来，不吭声了，K用疲惫的眼光把他们打量一会儿之后就睡着了。

  但是，过不多久，他便被人叫醒。店里来了一位年轻人，城里人穿着，长着一张演员似的脸，窄眼睛，浓眉毛，正同老板一起站在K的身边。农民还在那里，有几个还转过椅子来，以便看得清楚、看得仔细一些。年轻人因叫醒了K而谦恭地向他表示歉意，并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城堡守卫的儿子，接着说：“这村子隶属城堡，在这里居住或过夜的人就等于居住在城堡里或在城堡里过夜。未得伯爵允许，谁也不得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并未获得伯爵的许可，至少是您并未出示这种许可。”

  K拾起半个身子，用手理理头发，仰首望着他说：“我是迷了路闯进哪个村子了？难道这里是城堡？”

  “那当然，”年轻人慢条斯理地说，这时店里的人都在摇头，“这儿是韦斯特韦斯特伯爵大人的城堡。”

  “住宿一定要有许可证？”K问道，仿佛想证实刚才得到的通知也许是做梦。

  “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回答，并伸出胳膊指着店老板和顾客问道：“难道可以不要许可证吗？”话里显出对K的极大嘲笑。

  “那么，我得取张许可证啰。”K打着哈欠说，一边推开毯子，像是要站起来似的。

  “是啊，那您向谁去取呢？”年轻人问道。

  “只好到伯爵大人那儿去取啦，”K说，“没有别的办法。”

  “半夜三更的，去向伯爵大人讨许可证？”年轻人嚷着，往后了一步。

  “不行吗？”K平静地问道，“要不您干吗把我叫醒？”

  年轻人一听，立即火冒三丈。“乡下佬不懂规矩，跑这儿来撒野！”他嚷道，“您得对伯爵的主管部门放尊重点！我叫醒您，是要通知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的领地。”

  “别开玩笑了，”K说，声音轻得出奇，随即又躺下，盖上毯子，“您的玩笑开得过分了，年轻人，明天我还要理论理论您的态度呢。如果要我提出证人的话，那么店老板和那儿的诸位先生全都是见证人。另外，可以告诉您，我就是土地测量员，是伯爵让我来的。我的几位助手将于明天带着仪器坐马车来。我因为不愿错过在雪地里步行的机会，不过我有几次走岔了路，所以很晚才到。现在到城堡里去报到，确实太晚了，这一点在您的教训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因此才勉强在这张铺上暂住一夜。说得温和点，您刚才很没有礼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晚安，先生们！”说完，K就向着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听到背后犹豫地在问，接着便是一片沉默。但是年轻人马上就恢复了镇定，对店老板说，嗓门压得相当低，以示不打扰K的睡觉，但为了让他听见，声音还是够高的：“我去打个电话问问。”怎么，这个乡村客店也有电话？设备不错呀。就这事来说，K倒吃了一惊，但总的来说，这当然是在他预料之中的。原来，电话机几乎就在他的头上，只不过他睡意正浓，没有发现。倘若年轻人真的要打电话，那么，即使他心眼再好，总还免不了要打扰K的睡眠的，现在的问题是K让不让他打。K决定让他去打。这样，假装睡着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他便翻过身来仰躺着。他看见那几个农民怯生生地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说，来了个土地测量员，那可不是件小事。厨房门打开了，大块头老板娘往那儿一站，把门都挡了。老板踮着脚尖向她走去，把发生的情况告诉她。现在开始打电话了。城堡守卫已睡，但弗里茨先生还在，他是副守卫之一。年轻人说，他叫施华茨，他报告说，他发现了K，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衣衫褴褛，安静地睡在草包上，头枕一个小背包，旁边放了根有节的手杖，伸手可及。他说，他自然很怀疑此人，因为店老板显然失职，所以他，施华茨，就有责任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说，他已把此人叫醒，盘问了他，根据规定要他离开伯爵的领地。可是K的反应却是很不耐烦，就他后来所表现的态度来看，也许他有些道理，因为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伯爵大人雇来的土地测量员。当然，对于这种说法加以核实，至少是他例行的职责，因此施华茨请求弗里茨先生问问中央办公厅，是否真有这么一位土地测量员要来，并将查询结果马上电话告知。

  接着就静了下来，弗里茨在那边查询，这边在等着答复。K还是那么躺着，连身都没有翻，眼望屋顶，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施华茨恶意和审慎兼有的报告使K得到这么一个印象，觉得城堡里的人很有点外交素养，就连施华茨这样的小人物也深谙此道。另外他觉得，城堡里的人都恪尽职守；中央办公厅还值夜班，因为弗里茨的电话已经来了。看来对方的回答非常简短，因为施华茨立即生气地挂上了听筒。“我不已经说过了吗！”他嚷道，“一点土地测量员的迹象都没有，是个卑鄙的、招摇撞骗的流浪汉，也许比这更糟。”刹那间K想到，这儿所有的人：施华茨、农民、老板和老板娘兴许会一起向他扑来。为了不吃眼前亏，至少要躲开第一次袭击，于是他便连头钻进了毯子底下。这时电话铃又响了，K觉得铃声似乎特别响。他慢慢伸出头来。虽然这个电话并不见得又跟K有关，但大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施华茨再次去接电话。他听那边作了一个很长的说明后，便低声说：“那么说是搞错了？我觉得很难堪。主任亲自打了电话？奇怪，奇怪。叫我怎么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呢？”

  K仔细地听着。这么说，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并不利，因为这表明，城堡里的人对他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并且权衡了力量对比，欣然接受了这场较量。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他，他可能会得到比预先所希望的更多的自由。如果他们以为，通过居高临下地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就可以吓得他永远提心吊胆地受他们控制，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他只感到稍稍有点发颤，仅此而已。

  施华茨怯生生地向他走来，K挥挥手让他走开。大家催促K搬到老板房间里去，但他拒绝了，他只从老板手里接过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还没等他开口，店堂里已经空了，因为大家都已转过脸，争先恐后地出去了，生怕明天被他认出来。灯熄了，他终于有了安静。他睡得很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夜里一两次有老鼠从他身边窜过，也没把他惊醒。

  据老板说，他的全部食宿费都将由城堡支付。吃过早餐，他就想马上进村。K想起店老板昨天夜里的态度，所以一直不怎么搭理他，可是老板带着默默地恳求老是围着他打转，K对他倒有点怜悯了，便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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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卡夫卡年谱

  一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这位以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闻名于世的奥地利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梦魇世界，描写了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焦虑、烦闷、压抑、孤独、迷惘、荒诞等普遍存在状况，展现了众多扭曲、变形的异化现象，从而成为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引起国际文坛的广泛关注。美国作家欧茨把卡夫卡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德国作家图霍尔斯基称卡夫卡是“克莱斯特的伟大儿子——但却是独特的。他写出了目前用德语创作的最清晰、最优美的小说”。瑞士作家黑塞称卡夫卡“将永远属于那些将伟大变革的预感创造性地、即使是满怀痛苦地表现出来的精英之列”。

  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一九〇一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从父命改学法律，一九〇六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〇八年起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卡夫卡一向体弱多病，一九一七年就确诊息了喉结核。他常常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遂于一九二二年退职，一九二四年卒于维也纳附近克洛斯特新堡的基林疗养院。

  卡夫卡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读易卜生、黑贝尔、尼采、斯宾诺莎等作家、哲学家的著作。一九〇二年与犹太作家马克斯·布罗德结识，两人终生保持着深厚的真挚友谊。卡夫卡性格孤独、忧郁、内向，爱思索，这样，写作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早在大学时代，卡夫卡就参加了布拉格文学界的一些活动，并开始写作，一九〇八年就在杂志上发表散文作品。在保险公司供职的业余时间里，以及在病休期间，他悉心创作，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对人生和世界的思索，把他的愤懑、迷惘、绝望统统诉诸笔端。后来，卡夫卡又对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发生兴趣，并受其思想影响。卡夫卡，这位在人世上只活了四十一个春秋的作家，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美国》(1912—1914)、《诉讼》(又译《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1—1922)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书信、日记、格言、随笔等，总共有三百多万字。但是作家生前发表的只有《一次战斗的描写》中的两篇、《观察》《司炉》《美国》中的第一章、《判决》《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等，还不及他短篇叙事作品的一半，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均未发表。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布罗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已经发表的作品也禁止再版。但布罗德违背他的嘱托，在作家身后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为保存和传播卡夫卡的文学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卡夫卡生前，其作品影响不大，这与他几部长篇小说当时还未为人所知不无关系。二战以后卡夫卡被重新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人们在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现的孤独感、恐惧和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生存状态的尴尬和荒诞，因此卡夫卡的阐释者蜂起，出现了一股“卡夫卡热”。一九六三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卡夫卡国际研讨会上，东西方学者就卡夫卡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次会议对“卡夫卡热”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卡夫卡作品中那种细节的真实和总体的荒诞，及其寓意和象征结构给研究者留下了许多难点，很难给予确切的阐释，造成了作品的多义性。同卡夫卡的其他重要作品一样，《城堡》也是一座迷宫，对它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城堡》的阐释，较早出现的，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两大流派：宗教学派和心理学派。

  一些批评家把城堡视为上帝的仁慈所在地，K不屈不挠地寻求进入城堡之路，以求得灵魂的拯救。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上帝的仁慈是无法由人随心所欲地达到和强行取得的，最后K离开人世时才得到补偿。因此认为《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是现代的《天路历程》。

  心理分析学派根据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来看待卡夫卡同他父亲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认为城堡的绝对权威，犹如《审判》中的法庭一样，都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始终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关系的对立。

  对以上两种相当流行的观点，已有不少批评家提出异议。对于宗教学派，不少批评家指出，从卡夫卡的作品和日记中都找不到他信仰上帝的证据，至于犹太教，作家只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才参加过一个犹太教派。奥地利批评家海因茨·波里策批评马克斯·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把城堡的统治直接同慈悲这个宗教概念联系起来”的论点，为那些“想在这部作品中寻找宗教的和其他的象征，并给予神学的解释来理解卡夫卡的幻想”的批评家开了一个先例，布罗德“将艺术的图像直接翻译成神学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语言”的做法，必然会使其“艺术价值变得平淡”。对于心理学派的观点，波里策指出，卡夫卡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认识父子关系的，“像《变形记》这样的中篇小说则把俄狄浦斯的境况——儿子在家庭和父亲面前的地位——变成文学形象”，但是“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意义绝不在于它们可以让人以心理分析学的术语来加以论证的，而是在于，它们在危机的基础上和危机的形势中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认识”。

  除此之外，还有以实证论、现象学、“新批评”、存在主义、社会学等方法来解释《城堡》的，如有些批评家认为：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排犹主义，《城堡》中所展示的悲剧性因素反映了犹太人的处境——无法为当时的社会所容纳，小说是犹太人寻求家园的寓言式表达。

  K的奋斗、抗争是为了寻求终极真理，城堡就是真理的象征，它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小说是卡夫卡的这种哲学观点的形而上的表述。K的叛逆同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有着虚无主义的背景。《城堡》中毫无理性的专制统治实际上指的是整个世界秩序。《城堡》中的种种现象虽是荒谬的，却又是事物的现存秩序，主人公激烈而又顽强的反抗是出自对生活的厌倦和绝望，是由笼罩着当时社会的忧伤而引起的。

  城堡既不代表神的意志，也不代表上天，它是强大的敌对势力，阻碍着K进入更纯洁的境界，因而必须战胜它。

  K自进入城堡山下的小村子开始，就一直在为土地测量员的合法身份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千方百计想进入城堡，或者希望得到村民的认同，在村里合法地安顿下来，但他到处碰壁，不为村民所接受，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他始终只是个“局外人”或“陌生人”，这反映了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和迷惘的命运：人的恐惧和孤立无援。

  城堡是权力的象征，是奥匈帝国官僚制度的缩影。无论K采用什么办法，他都无法进入这个近在咫尺的城堡，这隐喻着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对立，《城堡》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

  ……

  三

  上述种种观点深化了对卡夫卡和《城堡》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做了对我们颇有启发性的开掘。但是这些观点各自强调《城堡》寓言的某一方面，有的甚至还加以绝对化，这就难免要陷入片面性和简单化，缩小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给读者以误导。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城堡》的外在形式无论多么荒诞，思想内涵无论多么复杂，表现手法无论多么隐晦、曲折，它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也是可以认识的，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城堡》做了颇有见地的新的阐释，为我们开辟了通往《城堡》的正确道路。这里，我们还想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探索。

  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对今天的世界感到绝望，在恐惧的梦魇中对世界做出预言式的表达？其原因不仅在于他自己的命运，也植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苦难中。作家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及其本人孤独、忧郁的性格，他所属的犹太民族的苦难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的现实这三个方面在他思想和创作上打下的烙印尤深。

  卡夫卡出生在犹太人家庭，他父亲赫尔曼凭着他的精明能干和坚韧不拔从波希米亚(捷克)农村来到布拉格，经营一爿生意兴隆的商店。商业上的成功使赫尔曼形成了刚愎自用、无限自信、专横暴躁的个性。他要求儿子对他绝对恭敬和服从，把他的意志当作必须遵循的戒律，而这正是卡夫卡感到深恶痛绝的东西。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详细描述了紧张而对立的父子关系，称他父亲是“坐在靠背椅里主宰世界”的“暴君”。卡夫卡的母亲忧郁而好冥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卡夫卡得不到温暖和爱，自幼便养成了既自卑又自尊、既懦弱又反叛的抑郁的内向型性格。父亲使他感到畏惧，见了父亲他就躲进自己的房间，“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父亲的专横使卡夫卡精神上受到极大压抑，心灵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我们在卡夫卡的《判决》《变形记》《美国》《诉讼》《城堡》等主要作品中不难见到暴君式的父亲形象和父亲作为绝对权威的象征。

  卡夫卡是犹太血统。犹太民族在欧洲有着漫长的苦难历史。自十一世纪中叶以后，东欧的犹太人就不得不多次逃避大屠杀。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波希米亚的犹太人绝大多数仍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法律对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和拥有的财产，甚至对他们的婚嫁和居住地也都有严格规定。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犹太人虽然获得了正式公民权，取消了犹太居民区，但社会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敌视并未随之结束，犹太人仍被基督徒视为另一个种族，天生就是下贱的，反犹骚乱各地时有发生。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家园”，在卡夫卡幼小的心灵里，就已经投下了这种民族和祖国失落感的阴影，增加了他的孤独和痛苦。“犹太人”这个词虽然未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出现过，但是犹太人艰难而痛苦的生存状态却在他的深层意识中影响着他的创作，不时以象征或寓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有的作品中外化为“陌生人”或“外来人”的形象。

  卡夫卡生活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世纪更迭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这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帝国对外实行扩张掠夺政策，对内依靠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一套官僚机构来实行家长统治。早在一八四八年恩格斯就指出：“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这个国家“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对奥匈帝国来说，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和国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帝国于一九一八年崩溃。世纪之交这个时期又是充满希望、预示着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思潮活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卡夫卡对专制制度强烈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作家的许多作品中都描写了专制的国家机器、官僚制度和小人物的悲惨境遇。

  了解了卡夫卡的家庭和经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助于我们较为正确地把握他的思想，理解他的作品。像卡夫卡这样内心世界极为复杂的作家，他创作一部作品的动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一部作品一旦产生，它的含义往往也是多义的。某一种批评方法所揭示的作品的意义在某个局部方面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作品的全部内涵。为了完整地理解卡夫卡，完整地理解他的作品，我们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批评方法和某一种片面的解释，采用多种批评方法综合的办法或许能较为客观、全面地阐释卡夫卡的作品。《判决》中父亲判处儿子格奥尔格·本德曼投河自尽；《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醒来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备受父亲的厌恶和鄙视，有次父亲扔去一只苹果，正巧击中甲虫的背部，导致格里高尔的死亡；《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被父亲逐出家门，只身流浪到美国；《诉讼》中的约瑟夫·K突然无辜被捕，审判他的是设在阁楼上的特别法庭，最后被两个黑衣人刺死在采石场上；《城堡》中K始终在寻找进入城堡之路，但城堡可望而不可即，它以绝对的权威控制着K的言行……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描写了既可怕又可敬的父亲形象，有的则把父亲形象外化为某种绝对权威的象征(如法庭、城堡)。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曾写道：“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还隐喻了犹太人受歧视、被排斥、遭屠杀的命运，以及寻找家园的努力(K想方设法要在村里落户)。与此同时，这些作品或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灾难和现实的残酷(《判决》《变形记》)，或是描写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美国》)，或者抨击奥匈帝国司法制度的黑暗和帝国腐朽衰败的本质(《诉讼》)，或者揭露威胁着人的生存的官僚制度和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城堡》)。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象征、隐喻、梦幻的手法和荒诞的形式揭示西方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酷以及个人在这个异化社会中孤独、恐惧、彷徨和绝望的存在状态。

  四

  卡夫卡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而象征和荒诞手法又是他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征。通过象征和荒诞，卡夫卡创造了一个梦魇世界。《城堡》的语言是简明的，并不晦涩，但读起来往往有如堕入五里云雾之感，其原因就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极其离奇而荒诞。

  K自称是城堡请来的土地测量员，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明，也没有进入城堡所必需的许可证；他的两个“助手”都是中等身材，瘦长个子，穿着紧身衣，“就连他们的脸彼此也很相像”，他与城堡间的联系人、信使巴纳巴斯也和他们十分相似；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居然给了K两封信，确证K已被聘为土地测量员，而且肯定了他的土地测量工作，实际上村里根本用不着，也没有聘请过土地测量员，他也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一封被村长鉴定为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并非公函，后来得知，这些都是过时的信件，是从案卷堆里抽出来的；克拉姆常到贵宾饭店来，可是K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无法接近这位老爷；村里人都说见过克拉姆，但是他们描述的克拉姆又各不相同，许多时候人们认定的克拉姆实际上是他的随从，到底谁是真正的克拉姆则无人知晓；一个小小的村子，村长的文件柜里却塞满了案卷，文件拿出来铺满了半间屋子，而这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都保存在仓库里，处长索迪尼办公室里的文件更是堆积如山，一捆捆公文摞得老高，把四面墙壁都遮住了；巴纳巴斯是信使，却从来没有见过克拉姆，他所传递的信件不知是哪位文书一时心血来潮，偶然随便抽出来交给他的；小小的村子，每天有数不清的官员从城堡里下来办事，他们所乘的马车在村道上跑起来像风驰电掣一般，路上的马车多得简直像一条长龙；想到城堡去工作的人参加考试以后，还要经过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录用程序，只有到他一命呜呼之后才算完结……

  这一切是多么荒诞无稽！但是卡夫卡并不是为了写荒诞而写荒诞，荒诞只不过是作品的外壳，通过荒诞的表象揭示的是社会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形式的奥妙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以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为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支配，自己的产品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客观矛盾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人化、冷漠化和孤立化，这是异化现象的本质。这样，我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父亲判决儿子投河自尽，看到人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看到设在阁楼上的法庭在审讯一个并没有罪的人，看到城堡里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整天在忙个不停……这些荒诞现象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人的异化的反映。卡夫卡本人虽然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固有现象是意识到了。他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卡夫卡，这位目光锐利的作家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异化现象，描写了现存社会关系的野蛮和不人道，虽然他并不了解产生这个弊病的原因，更找不到消除这个弊病的途径，正如K找不到进入城堡的途径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所产生的荒诞只会使人们感到困惑和痛苦，而卡夫卡用荒诞创造的梦魇世界却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

  这座神秘莫测的城堡真是难以说尽，而且是常说常新。

  韩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