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抗日战史

自序

导言 伤心问东亚海权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海军

 二、南京政府十年的海军

第一章 战争序幕中的海军

 一、日本的海权利剑

 二、魂断松花江

 三、潮起黄浦江

 四、声讨海军风波

 五、海军部长数度请辞

 六、海军实力与作战预案

第二章 长江下游阻塞战

 一、日本海军直逼长江口

 二、长江航道锁江阴

 三、海军与淞沪会战

 四、海军的“九二三之役”

 五、江阴保卫战

 六、第3舰队撤离青岛

第三章 长江中游攻防战

 一、战时海军编制

 二、长江中游的攻防部署

 三、海军与武汉会战

 四、遭遇空中猎杀的舰艇

 五、“中山”舰喋血金口

 六、海军洞庭区炮队撤退案

第四章 东南沿海防卫作战

 一、浙东江防之战

 二、锁不住的厦门海口

 三、闽口阻塞与防战

 四、从虎门到西江

 五、粤桂江防之战

第五章 坚持抗战到底的布雷战

 一、相持阶段的日伪海军合流

 二、组建海军布雷队

 三、长江上游布雷战

 四、敌后布雷游击战

 五、海军陆战队之陆战

 六、戏剧家与海军宿将的对话

 七、战争结束前的海军整建

尾声 海军受降与收复海疆

 一、大陆各区海军受降与接收

 二、台澎地区海军受降与接收

 三、收复南海诸岛

 四、接收日本赔偿舰艇

参考文献

  二、魂断松花江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率数名士兵，按关东军预谋计划，炸毁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柳条湖村东侧之南满铁路一段铁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接着，在爆炸点附近待命的第3中队、第2大队主力及第5大队先后向北大营中国东北边防军（步兵第7旅）发起攻击；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向沈阳城进击。此即“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

  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将中国辽东半岛据为殖民地，改称“关东州”，在辽阳设立关东总督府，一年后又将总督府改为都督府。1919年4月，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另以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组建关东军司令部。此后，为推行“大陆政策”，日本一直在为占领整个中国东北进行准备。由于1928年谋杀张作霖、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借机出兵以实现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刚开了个头便中断了，故自1929年起，日本即不断在东北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以另启出兵衅端。其阴谋已是昭然若揭，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只要妥协忍让即可化解日本的挑衅。张学良没有在东北进行任何应对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对国内纷争却一直伺机而动。1930年6月21日，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随即应蒋介石之邀率部分东北军人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并坐镇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1931年7月，张学良为讨伐石友三再度征调11．5万东北军进驻平津，加上之前跟随张学良入关的部队共计13万人。尽管如此，东北军留在关外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仍有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6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5万人，此外还有空军和海军。当时，日本关东军有1个师团（即第2师团，下辖步兵第3、第15两个旅团）1．04万人，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4000余人，另有宪兵分遣队、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就数量而言，即使仅与驻辽宁的东北军相比，日军也不占优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兵力而是意志。“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仍在致电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要求迅即密电各属，无论日人如何寻衅，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发生后，他在致蒋介石电中报告了事变经过及其不抵抗方针：“9月18日晚10时后，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通令全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②正因为张学良传令不准抵抗，结果北大营守军除小部分自发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即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20日，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1906年第2期留日海军学生）与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化装逃出沈阳，前往北平向张学良（兼任东北海军总司令）报告沈阳陷落情形并接受指示。随后，沈鸿烈奉命转赴青岛，并在青岛重新组建东北海军司令部，沈被张学良任为司令。22日，正在青岛的日本第2遣外舰队司令官津田静枝少将向沈鸿烈提出，希望东北海军审慎行动，沈“给了圆满的答复”。当时东北海防第1、第2舰队分别驻在青岛和长山岛，故未受到波及，惟有江防舰队阻隔于哈尔滨驻地。沈鸿烈在撤离沈阳前，曾指示来沈公干的驻哈尔滨东北海军江运处处长尹祖荫（烟台海军学堂1911年第6届）立即返哈，转告江防舰队及其他海军部门静待指示。

  东北江防舰队原有“江亨”“利捷”“利绥”“江平”“江安”“江通”“利济”“利川”“江泰”“江清”等10艘内河舰船，1929年10月因“中东路事件”与苏联阿穆尔河舰队在同江、富锦交战，有半数被击沉或受伤后自沉，仅存“利绥”“利济”“江平”“江通”“江清”5舰。1930年3月江防舰队长尹祖荫辞职，专任东北海军江运处处长，由东北海军参谋长谢刚哲（1906年第1期留日海军学生）兼任江防舰队长，以期尽快恢复江防舰队实力。但被击沉的“利捷”“江泰”“江安”等舰打捞出水后已不堪修复，惟自沉富锦的“江亨”号机件船身并未损坏，遂雇日本公司进行打捞，“江亨”舰官兵则暂时编为海军补充队，舰长尹祚乾（1906年第2期留日海军学生）任大队长。江防舰队部还有陆战队一个大队，因在与苏军交战中遭到重创，已被调赴青岛整训。P33－35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长达14年的反侵略战争中，先有“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后有“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既有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敌后战场，也有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在正面战场上，海军抗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力、表现及影响，深刻地昭示了中．国这个濒海大国之命运中海军、海防、海权的意义。

  我最初研究中国海军抗战，只是将其作为计划撰写的中华民国海军史的一部分，时间是在20多年前。

  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著述任何类别的通史或专史，两项前期准备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汇集尽可能完整的史料长编，二是进行阶段性专题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撰写了几篇有关民国海军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一文。撰写此文的初衷，就是试图确定中国海军抗战的基调，惟当时依据的资料并不全面，立论的基础未免有些单薄。三年后，我将初步完成的中华民国海军大事记和史料长编整合为《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1912．1—1949－9）》，于1999年10月由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以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著称的台湾学者王家俭教授还撰写了长篇书评推介于海峡两岸；但同时也有学者和读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即记述海军抗战的内容太少以致该部分多有留白。对此，我既无法否认，也深感愧疚。其实在作史料长编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民国海军史料颇有欠缺，而海军抗战的第一手资料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才造成书中这一部分的明显塌陷。既知尚未充分占有史料，且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这方面难有预期之进展，因此计划撰写的民国海军史也就迟迟未敢下笔。

  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史料。只有充分占有史料，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进一步地研究及认知方有其学术价值。民国历史虽然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很多专题研究在史料的搜集上反而困难重重，民国海军史尤为突出。诚然，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不可能穷尽其研究领域的所有史料，但如果明知有重要的史料存在，而无论何种原因尚未一窥究竟时，便言之凿凿地信笔论史，其实不过是有意无意的戏说而已。就民国海军史料而言，揆其要者有三：一是民国海军的档案资料，二是民国海军编印的月报、年报、公报、统计、图表、战史、沿革史、大事记等文献及各种海军刊物，三是民国海军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我最早接触到的民国海军史料是后两部分。民国海军实时编印的各种文献及刊物，不仅种类多，印数亦非独一，故比较容易人手，惟经历较长的动荡岁月后要想查阅齐全亦相当困难，或几乎是不可能的。民国海军亲历者的回忆或笔述或口述，都是对官方档案记载的重要补充，尤其在历史细节上独具特色。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组织一批老海军人员成立研究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联系民国海军亲历者就某一具体问题撰写回忆，并据此于1960年7月开始编辑《中国近代海军史参考资料》，但可惜只编印一辑就中断了，惟有已收到的数十篇回忆手稿作为资料留存下来。此外，在全国及省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也收录了数量众多的民国海军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而且很容易查找。台湾地区也有亲历者陆续发表回忆录，尤其是张力等学者访问记录之海军人物口述历史，既有个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总的来看，民国海军亲历者笔述、口述之回忆普遍欠缺准确性和客观性，故须考订之后方能确定取舍。最具史料价值的当然是原始档案，即使其中或有不实之处，亦属其本来面目。存档文件大多都是独一份，其史料价值自有不可替代性，惟其集中收藏于档案部门，查阅起来多有不便。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所藏民国海军文件均归人第787号全宗，但严格说来其内容并不属于民国海军档案，因为南京政府海军总部存档已于1949年被全部运到了台湾。台湾地区研究海军史的学者虽有查档之便利，但真正用之于研究则晚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而且多为仅就某一专题使用部分相关档案撰写论文。涉及中国海军抗战而相对集中完整者，当属台湾“海军总司令部”于1994年1月出版的柳永琦所编《海军抗日战史》，分上下两大册共2806页。该书虽在编排上杂乱无章，论述部分亦错误颇多，但难得的是该书收录了海军抗战的主要档案资料，而且是以档案原件影印后收录其中。因此，将该书作为海军抗战史料汇编，才是其最大价值所在。由于该书并非公开出版，印数又很少，当我看到时已是差不多十年之后了。在我撰写《中国海军抗日战史》这本书行文过半之际，台湾“海军司令部”又编辑出版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海军抗战期间作战经过汇编（1937—1945）》，其中“重要史料”及附录“舰艇作战报告”部分收录之档案影印件数量虽远不及前述《海军抗日战史》，所收录者又多与前书重复，惟其影印清晰而更易辨识，且有少量首次公开的档案。上述两书的参照互补，大致能够体现出海军抗战档案资料的全貌，评述中国海军抗战也终于具备了核心要件。

  评述中国海军抗战，主体当然是中国海军，所以我才特别注重中国海军抗日作战史料的收集。同时我亦深知，目光仅限于中国海军抗战，并不能看清其真实样貌，还必须将视野扩及当时国内国际的方方面面，尤其需要深入了解敌对一方的日本及其海军。就此而言，这本《中国海军抗日战史》或有未尽之处，在此恳请识者不吝赐教。其实，即便是只将中国海军抗战史料收集完整，凭我一己之力也很难实现，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为我提供重要史料的美国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马幼垣先生，也感谢及时惠予新编史料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馆长吴登峰女士。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帮助的朋友还有许多，在此不便一一致谢，我将铭记在心。

  2015年12月

  拙著《中国海军抗日战史》自脱稿后，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可以付梓了。2017年适逢以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为标志的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正可将此书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既是纪念中国海军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民族精神，更是纪念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望洋兴叹、退入内河被动防御日军侵略的惨痛经历，以为今日之鉴。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