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里梦里汤显祖/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人文江西丛书

第一章 初露锋芒

 一、临川神童

 二、两位恩师

 三、俊气夺一

第二章 名落孙山

 一、科举大省

 二、上抗首辅

 三、五次会试

第三章 宦海沉浮

 一、南京小官

 二、批“后七子”

 三、上疏惹祸

 四、遭贬徐闻

 五、遂昌知县

第四章 艺海寻梦

 一、建“玉茗堂”

 二、写《牡丹亭》

 三、达观忽至

 四、“二梦”出世

第五章 戏剧巅峰

 一、唯情难诉

 二、千古绝调

 三、因情生梦

第六章 闲居玉茗

 一、汤沈之争

 二、集大成者

 三、蹭蹬穷老

后记光耀千秋

  第一章初露锋芒

  一、临川神童

  如果说一个人的命运与他的生长地，是如血缘般亲密的关系，那么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故乡所赋予他的艺术营养，则是能创造奇迹的特殊营养，是无可替代和令人称奇的。

  这样说来，位于江西东部的临川(今抚州)县该是个多情而且多梦的神奇地方，因为这里诞生了明代最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

  临川建于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迄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小城自古便以文风昌盛、“才子之乡”而闻名，并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川文化。“才子之乡”的美誉可不是泛泛之夸名，出的才子也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才子，而是惊天动地、不同凡响之一代风流人物！临川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才子当数王安石和曾巩，因为在“唐宋八大家”中他们各占一席。其他像晏殊、晏幾道父子，还有陆九渊、谢逸、谭纶等，可谓“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和整个江西历史一样，临川的鼎盛时期也在宋明二朝，中国历史上“两宋文人半江西”的说法印证了江西在唐宋时期的人文辉煌。汤显祖对于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厚，曾写诗赞美：“远色人江湖，烟波古临川。”到了宋时，因科举制度改革，临川中榜人数之多在当时江西各县中名列前茅，因而在“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董震《东发日钞》)。而放眼整个江西，早就有读书成风、科举成名、学者成林、仕宦成群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也深深扎根在每个父母和孩子的心里，登科及第、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追求被当作唯一的一条正路。对汤氏家族来说，这一渴望尤其迫切。因为汤家已经连续四五代没有科考及第的人了。

  位于抚州东北部的一带平原，被称作“文昌里”。文昌里邻近抚河，唐代中期为消弭水患、灌溉农田，特地在这里修筑了拦河蓄水的堤坝。堤坝修好后，根据古星相学所说“文昌在斗而北，谓主抚州”之语，又因地应文昌星之位，是抚州文化昌隆的好兆头，故命名为“文昌堰”，文昌堰附近的区域便命名为“文昌里”。虽然文昌里地势低洼，但土壤肥沃，易于耕种，因此还是吸引了许多百姓来此安家落户。

  文昌里因河而兴，到明初时，因水运发达，文昌里已成为古临川最繁华的街区，是商贾云集的经济商业中心。位于文昌桥东的玉隆万寿宫后来成为崛起的抚州商帮的抚州会馆，离万寿宫不远处还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刹——正觉寺，这两处古迹辉煌鼎盛，也见证了文昌里的岁月荣华。

  文昌里即汤显祖的故里。

  汤显祖家族是较早定居文昌里的家族之一。从时间上算，汤氏家族至少是在明初时就迁入临川的。临川汤氏尊汤显祖前五代的汤伯清为一世祖。

  从临川云山圳上汤家村汤显祖后裔珍藏的《文昌汤氏宗谱祖基复还记》中得知，汤显祖的太祖汤伯清(亮文)“以德报怨而处世，以耕读避科举而传家”，死后“葬宅后灵芝园”，即灵芝山，又叫汤家山。以后高祖汤峻明、曾祖汤廷用、祖父汤懋昭、父亲汤尚贤以及汤显祖自己死后均葬于此。因此灵芝山成为汤家的祖坟山。

  汤家祖上虽没有在科考上取得成就的人，但在当地却都享有文名：高祖汤峻明家有四万多卷藏书，曾因捐谷救灾受到过朝廷褒扬。祖父汤懋昭博览群书，却多次没有考中，虽然四度做幕客，但还是郁郁不得志而归。四十多岁时汤懋昭一度心灰意冷，竞想不开跑去离家15里外的酉塘庄隐居了几年——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封建文人们的惯用做法，一旦在仕途上无法进身，便沉溺于出世思想去追寻山林乐趣。正应了那副对联：“金马玉堂，富贵输他千百倍；藤床竹几，清凉让我两三分。”

  汤显祖的父亲汤尚贤，既是一位儒士，也是当地有一定名气的老庄学者，而且还是位藏书家；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汤显祖从小喜爱戏曲，绝对是先受了伯父的影响。从汤显祖的高祖汤峻明到汤显祖的父亲汤尚贤，四代都是秀才，没有中过举人、进士，也没有人做过官。至于汤家的女眷们，也都知书达礼，汤显祖的祖母“援故籍以提婴(以古书中的名贤事迹教育儿童)”，母亲“少读书而习故”(汤显祖《龄春赋》)。因此汤家虽不是名义上的书香门第，却是充满书香的耕读之家。

  汤显祖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即公元1550年9月24日出生，是汤尚贤的长子。家长给他命名为显祖，字义仍。汤显祖之下一串弟弟的名字分别为：汤儒祖、汤奉祖(汤凤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从兄弟几个的名字便可看出，光宗耀祖对汤家人来说，真已到了刻不容缓、梦寐以求的地步。面对长辈们这种强烈的愿望，作为长子的汤显祖深感自己任重而道远。P15-17

  浩渺苍穹下的璀璨巨星——“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总序

  对于江西历史文化之繁盛与文化名人之频出，我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信、由纸上感知到实地认同的过程。

  少时诵读《古文观止》，念到唐代王勃的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对于其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等佳句，总以为那不过是才子王勃接受地主盛情款待之后的客套之言、觥筹交错间的答谢之词，当不得真，所以一笑置之。及至读书稍多，翻看广为传颂的中华文化经典，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会碰到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等文化巨人的名字。他们或开宗立派，或登峰造极，建构起了中华强健雄浑、源远流长的文心学脉，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为华夏文明的进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最让我讶异的是——他们都是与我的家乡湖北一江之隔的江西人！有时，江西老表甚至一改他们惯常的低调，抑制不住地自豪宣示自己的“济济多士”。如宋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曾得意地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南宋的李道传给前辈杨万里作谥告，开头就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他怕别人狐疑，干脆列出证据：“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此外还多有“人物之盛甲于东南”等等说法。你会说，这是宋代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化涌喷现象吧。实则不然。即使到了常常被人们认为衰败、落后的近代，江西亦有其光采夺目之处，如詹天佑、陈寅恪、傅抱石、邹韬奋、胡先辅等。1948年4月，当时的学术圣殿——国立中央研究院严格推选出中国第一届81名院士。当年9月24日，学术大师胡适先生在日记中以列表的形式统计出“各省分配”表，其中江西仅次于人文渊薮江浙与风气渐开的广东，位居第四，达7人之多。而对于自己的老家安徽，胡适则幽幽地表达“只有我一人”的遗憾。2010年，我有缘来到江西工作，对江西古代风流辈出的特点，则更是由原来的纸上认识，深化为实地的切身感受。因为分管文化与旅游，我得以走遍了江西全部县域。在广袤的山川大地问行走，经常邂逅古代文化名人的旧居故地等等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千载之下，流风所及，这些文化先贤，仍然给江西大地以深远的人文影响。山川秀美，人才辈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人文历史相得益彰，用“钟灵毓秀”一词来形容江右大地，再贴切不过了。江西向来与楚相联，我这个楚人，足之所至，日久情生，由了解到感佩，不能自已，对江西这方土地的历史人文，日益生出无上的敬意与温情。

  关于江西群星璀璨的文化名人现象，研究的大方之家极多，成果宏富。有两点，我以为值得特别指出：

  其一是，江西古代文化名人存在集中涌现的现象，出现了诸多典型的家族与群体。这并非偶然，而有江西地理与历史方面的原因。江西自古就被称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江西这方“形胜之区”，成为中原文化南下进程中理想的人文沉积区。自秦汉至赵宋，江西这方温润、开放的土地，至少接纳了晋室衣冠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文明南迁、宋代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等多次南迁的精英文化族群，吸纳外来先进文化而加以本地教育的孵化与沉积，以至于哺育出了诸多文化世家。因开放而创造，这值得我们关注，更给了我们诸多来自历史深处的启示。

  其二是，江西文化名人，与江西文化创造互为表里，深蓄厚积。我曾经总结出冠绝华夏的江西十大文化现象，即书院文化、陶瓷文化、茶业文化、药业文化、稻作文化、造纸文化、矿冶文化、风水文化、宗教文化、商帮文化。所谓人文，即意味着文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在进行文化创造，也吸取文明教化。风流辈出的江西文化名人，与厚重突出的江西文化现象相辅相成，人文合一。

  照古观今，继往开来，历史文化名人需要致敬与追怀，更需要传承与弘扬。在分管江西文化工作时，作为一名管理工作者，尽己所能，我做过一些工作，也足以欣慰地取得了一些为社会所认同的成绩。在以文字来推介与宣传江西历史文化方面，我主编了《江西风景独好旅游文化丛书》十卷本，撰写了文化大散文《风流江西》，最近又与知名历史学家方志远教授合撰了普及性的《江西人文读本》。随着实践、思考与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中最为终极的力量，无疑来自于“人”这一核心。山川因人而有精气神，文化赖人而得以创造与发展。有鉴于此，我欣然接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邀请，主编了这套“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我们试图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反对毫无根据，过度演义，也拒绝学院式、专业考证性著作，希望以一种文化性与可读性兼具、雅俗共赏、既为专业圈叫好且读书界叫座的大众传记读物的方式，在集群式记录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功、贡献等基础上，展示他们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风采；待人物传记成熟后，进而在“人文江西丛书”的板块下推出“文化形态系列”图书(如书院、陶瓷、古村、禅宗等突出之江西文化形态或者代表性文化符号)、“地域文化系列”图书(如红色文化、庐陵文化、临川文化、客家文化等特色独具之地域性亚文化板块)等，由此人、物、文化纵横合一，呈现出江西人文历史的丰富内涵，从人文的角度接续历史深处的精神动力，建构江西地域文化认同感，大力传播江西文化，服务于当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近年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不仅在本色当行的少儿专业出版中屡创新高，还“破门而出”，努力“跨界”，提出“以少儿出版安身，以重大题材立命”的自我定位，推出了诸如《瓷上中国》《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等广为人们称道的江西文化题材著作。我相信，“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图书，能在这一领域锦上添花。

  上述文字，既表达我对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现象的一点思考，也以此作为丛书推出的“开场锣鼓”。

  光耀千秋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玉茗堂主人汤显祖走过了六十七年的戏梦人生。

  201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其中的一件大事是，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四百年，时代迭变，山谷陵替。沧桑澒洞的历史风尘，无情而又公正地销蚀、暗淡了多少世间物什——寻常卑微如农家的竹篱与茅舍，显赫威严如帝王的权杖与冠冕。但令人感叹的是，汤显祖这位当年多如牛毛的七品县令，却在历史的大浪淘洗中被后人不断追怀崇仰，成为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双峰并峙、中外辉映的文学巨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百名国际名人之一；他业余创作的“临川四梦”，以精美的文字构建起的爱情经典世界，从狂欢堕落而又戾气深重的大明帝国，穿越中国封建时代晚期幽暗隧道的重重壁障，生发成一缕刚健明亮的人性光芒、一股情深自然的精神力量，历久而弥新。

  直至今日，北京的“皇家粮仓”每天只演《牡丹亭》这一部戏，白先勇先生青春版的《牡丹亭》则演遍世界各地，而且每场连演三天，万人争睹，以为快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只能选三分钟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戏剧经典，经过很多国家的一流专家论证，最后选定《牡丹亭》之“寻梦”，2008年8月8日晚，全世界有48亿人观看。

  从文化的意义来看，2016年是不折不扣的“汤显祖年”。

  在全国，多种“汤显祖文集”隆重出版，多种“临川四梦”重排上演，多种研究丛刊发行问世。还有系列性的纪念活动，已经或正在全国各地隆重举行。

  其中，有三个相关消息，值得特别注意：

  一个是政治领袖的郑重倡导。2015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题为《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他说：“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明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2016年9月14日，中央专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汤显祖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创作的《牡丹亭》等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要礼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另一个是学术界的由衷致敬。2016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莎士比亚忌日特意设立的节日。上海思南路“文学之家”举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翻译看东西方文化交流”座谈会。著名翻译家屠岸在这个会上预言：“从伟大性上讲，这两位戏剧家不相上下。之所以在一个时期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比汤显祖大一些，是因为大英帝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世界，所以莎士比亚，还有英国文化借助大英帝国国力传遍全世界。但中国国力在很长时期里显然不如英国，现在中国崛起了，汤显祖扩大甚至赶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也就可以预期了。”

  还有一个是他的家乡抚州人民举行的精彩纷呈的纪念活动。数百名海内外专家学者畅谈汤翁文化，数千戏剧花车上街巡演，数万人热烈追捧。他们还将乡音版的“临川四梦”演到国家大剧院、北大、清华，得到首都各界高度评价。在抚州，耸立起汤显祖大剧院、汤显祖纪念馆、汤显祖墓园，还建起了梦乡、梦山、梦湖、梦台、梦街，表达了人民对古代先贤的尊崇。

  政治领袖，秉持着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与尊重，希望中英两国通过共同纪念两位文学巨匠的方式，来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理解与共进，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文人学者，则放眼今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大背景，对汤显祖及其所代表的人文中国的当代命运，前所未有地充满文化自信。

  人民群众，则是感谢历史名贤给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今天的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精神财富。

  一介“清赢故多疾”(汤显祖《三十七》)而又蹉跎官场、蹭蹬穷老的文弱书生，几部在暗淡晚明的南方民间庭院里写出的戏曲，何以葆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以至于成为当今东西方世界沟通融合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早已荡然无存的临川玉茗堂，到底凝聚生发出一种怎样的历史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一再寻踪朝圣、感怀致敬？

  无论对于今天的为官或为文者，我以为，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汤显祖身上有其闪光之处值得我们发掘与记取。

  首先值得一再大书特书的，自然是汤显祖的“至情”思想。无论是《牡丹亭》中开宗明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言说，还是《南柯记》中的题词“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又或是《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开头所强调的“人生而有情”，关注人情，尊重人性，是汤显祖精神世界最为后人所崇仰认同的文化价值。“后世相知或有缘”，在旷世经典《红楼梦》之《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一回前，录有汤显祖诗以待知音：“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这分明是伟大的曹雪芹在“至情”论谱系上向前辈汤显祖的隔代致敬。从根本上说，文学发展历程与人性同步；作品越体现出人类本性，就越能与读者的感情相通。海外学者陈世骧先生曾说，与西方史诗不同，中国文学的荣耀别有所在，在于其抒情诗。从《诗经》“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开始，情感一向被视作中国诗学之灵魂。汤显祖应和于明代中后期王学的兴起和思想文化的跃动，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推到极致，建构起他的“至情”思想世界。“世总为情”，有情的人生与世界才是健康人本的世界；而“内欺己心，外拂人情”(袁宏道语)，则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说到底，呕心沥血写出“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意在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经典，其魅力绝不仅在于情节结构的离奇、曲词音律的优美，更在于其对“至情”的追求，以及其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张扬。借梦抒怀，正是其对至情至真、至善至美的认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使得汤显祖的作品体现出超越时空的思想探索与人文关怀，生发出其当代性意义。

  其次是汤显祖的淑世情怀。文学史家多以单向度的戏剧家、诗人之名来定位汤显祖。其实像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汤显祖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一位传统的士大夫。早年努力读书参加科考，中年宦海沉浮，晚年闲居寻梦，他的一生，像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过了由庙堂官场到乡里民问、从儒家精神人世转向道家精神出世这一人生轨迹。但超世、游世与玩世，从来都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色，他们的精神底色，永远是人世与淑世占据主导，永远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与莎士比亚纯粹钟情于戏剧不同，汤显祖的早年理想，当然是儒家式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而此后尽管仕途坎坷，他依然不失爱国忧民之热肠。不管是早年的“俊气夺一”，还是中年的理想受挫，汤显祖从来没有选择逃避与解脱，而总是葆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苦闷逼仄的时代环境中，努力践行自己的理想，以求心安与理得。即使终其一生，大好年华多有赋闲，最高只做到七品芝麻官，汤显祖仍然为官清廉，勤政务实，以出色的行政领导和管理才华，治理地方公务，发表政见。在流放的蛮荒之地岭南徐闻，他首建书院，推行斯文教化。后来治理遂昌县，他不仅首抓文化，还灭虎兴农，以《劝农》诗与民同乐；宽宥狱囚，抑制豪强，“斗大平昌，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己”(《答李舜臣观察》)；祛除矿税恶政，减轻民生负担。“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当他偶尔从玉茗堂书桌前放下手中以情织梦的笔，走出庭院，“四面河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系之念之者，仍然是无法释怀的民间疾苦。己饥己溺，民胞物与；世间冷暖，情里梦里，汤显祖从来就没有走向缥缈虚无。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挚爱在人间的唯情主义者、一个热心肠的淑世主义者。他为后人所推崇的“至情”，绝不是沉溺于个体的、小我的“唯情”，而是寄寓着社会性的、大我的人道关怀。率性，悯世，爱民，汤显祖的“至情”思想，至少包括主张真情、个性解放、关注民生等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虽说以戏剧大师之名垂诸后世，但我们同样应注意到汤显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进步思想家和反封建斗士的本色身份。今天在欣赏精美瑰丽的“四梦”文字之余，我们不能忽视汤显祖作为传统士大夫淑世情怀的当下意义。

  还有汤显祖的俊伟人格。一纸《牡丹亭》，写尽汤显祖这个南方书生的温柔多情，但多情的表面之下，他骨子里更有着亢直硬气的士大夫精神、光明俊伟的人格力量。在文学观上，汤显祖不愿意追随时流，对当时流行的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与模拟为圭臬的“后七子”文学进行严正批判，而大力发扬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以至惹得当时的文坛大佬恼怒不已。在政治态度上，生逢河决鱼烂的晚明，有感于严峻迫切的现实问题，汤显祖不惧权势，向颟顸多忌的万历皇帝呈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当朝政治腐败、上下怠荒渎职，锋芒直指万历本人。书生拍案，以道抗势，气贯长虹，但汤显祖最终被贬官去职，“谪向边城为小吏”。“一生爱好是天然”，作为性情中人，汤显祖不愿交接权贵；平生师友，多如李贽、徐渭、紫柏禅师达观等后来以叛逆、落拓、“边缘性”文人之名进入历史的人物。年轻参加科考求进之时，权倾天下的首辅张居正为了帮衬自己的儿子，向汤显祖伸出橄榄枝试图延揽人怀。对于别人来说求之而不得的美事，汤显祖却因为不愿同流合污，以“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而峻拒攀附，为此名落孙山，付出了大半生科场坎壤不顺的沉重代价。为官之时，汤显祖两袖清风，孩子“虽为县长儿，饥寒在身口”；他劝儿子“游闲不是儿家业，大好归来学种田”。历经十余年的蹉跎，好不容易稍微迈上仕途，一次“大计”(考察)，汤显祖看穿了在混浊官场难有作为，干脆退出政治舞台，弃官归家。从清远楼到玉茗堂，从“忙处”到“闲处”，从庙堂到家居，他以精神高洁的归隐，觅得心灵的宁静。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汤显祖的批判精神与俊伟人格，固然表现在有所不为的清高与退处，但面对民间疾苦等等，他又细察敢言，从不苟且缄默。大疫之年，面对“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覆”“犹闻吴越间，叠骨与城厚”的人间惨象，他愤而发出“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的谴责之声，不禁让人想起唐代“诗圣”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即使在归隐乡居后，闻说“都城渴雨，时苦摊税”，汤显祖即愤而写下“五风十雨亦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人道主义情怀，力透纸背。在党和国家正大力倡导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今天，汤显祖身上亢直硬气的士大夫精神、光明俊伟的人格力量，可说正是一种值得发扬倡导的千古风流。

  总之，汤显祖以情人梦，借梦抒怀，用他的伟大著作描绘了一幅晚明社会的广阔图景。他严厉批判现实的丑陋，尖锐地揭露官场黑暗，不断提出救世良方并努力实践，竭力寻找自己的理想社会：社会公平和人问正道，道德高尚和精神探索，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他的戏梦人生体现他对至情、至真、至善、至美的追求和向往。因为如此，在人类文明的苍穹下，汤显祖其人其文，才得以光耀千秋——无论东方与西方、古代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