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批评/新锐批评家丛书

卷一

 在大洋彼岸哭泣的《扶桑》

 有“奴隶的母亲”，才有《秘密的女儿》

 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

 《妇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班妮是宫怨诗人，还是女权主义先驱?

 侯虹斌，一个主动在写的女作家

 夫贵妻荣对女性来说有用吗？

 问题少女的爱情一定就得是悲剧？

 只有性话语才能颠覆男性叙事中心？

 “州官放火”的世界，小女子“点灯”无妨？

 有一种青春文学叫笛安

 为什么说《东霓》超越了《西决》？

 菩提树下的精神乐果

 我看韩寒

 李骏虎印象记

 《水浒》怎么新说？

 《小春秋》里的大智慧

 《教授》是一把随时扣动扳机的枪

 真爱的唯一版本是《非诚勿扰》？

 支撑基层女作家文学梦的是什么？

 一笔一笔打捞平凡

 女性写作者怎么摆脱小家子气？

 文学是一剂解救灵魂的良药

 幸福何以抵达深处？

 搭上“60后”的列车看中国

 王艾甫送阵亡通知书的时候在送什么？

 非虚构+小说=非虚构小说？

 纷飞的理想中现实并不骨感

卷二

 母爱之重，何以安放？

 和魔鬼争夺未来的“人类之光”

 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还需要上帝吗？

 小说还能跑过影视剧吗？

 有一种女性叫性工作者

 《失踪女人》丢给知识分子一个问号

 《金婚》的生育观还不够荒谬？

 《蚂蚁》的归《蚂蚁》，贾樟柯的归贾樟柯

 歪歪扭扭的路上我们在狂奔

 和坤聪明吗？

 能进入摄影史靠的是什么？

 摄影与文学，融合是可能的吗？

 能让人读懂的摄影就是好摄影？

 摄影批评能否助推摄影市场化？

 摄影批评需要更多介入

 在大公和私欲之间隔着什么？

 《孝义千秋》，自我追求与超越的结晶

 皮影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女性的被损害仍然是这个时代的痼疾

卷三

 易中天先生的“瓦锥”里包括女人吗？

 尊重女权就是尊重人权

 女性文学怎么写史？

 上坟这事和女性有关系吗？

 谁说贤妻良母就是好女性？

 学会尊重女性就那么难吗？

 铁饭碗男少女多，因为机械执行“不得有性别歧视”？

 批评是一门手艺活儿

附录一 女性主义的讲述 张锐锋

附录二 大情怀：女性主义者的视界与精神 马明高

附录三 梁静：女性世界里的精彩跨越 武凌霄

后记

  我们很难不把乌莎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思考，因为我能随手拈来自己身边的乌莎，这些乌莎显然和小说中的乌莎一样，虽然不至于出生就被杀死，多半也是家里多余的不想要的分子，虽然她们的父母也会不忍和不舍，但比起他们偏好男孩的性别取向和不可理喻的义正词严，处理掉一个女孩这种貌似理智的残忍，似乎是最合情合理的一种选择，谋杀和抛弃就在这样一种强大的畸形的文化习俗面前得以实施了。在这一点上，印度和中国没有太大区别，重男轻女的观念同样畸形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待女孩的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应用于民间的胎儿性别鉴定和堕胎技术，是加剧性别失衡的技术性因素。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印度30年问被流产女婴约1200万，弑婴行为并不罕见，2001到2011年之间的0—6岁儿童女男比例分别是927：1000，914：1000，十年时间，女孩比男孩减少数从600万扩大到7lO万，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这一事实已令许多印度人深感恐慌，目前印度女男整体数量比为940：1000，两性比例严重不协调使印度“适婚女子匮乏让‘租妻’生意红火起来，无处娶妻让‘买春’现象激增”，尽管如此，报道中称：“印度儿童性别比仍然是世界上最糟的情况之一，尽管好于中国。”由此可见，中国比印度，在面对女孩的态度上，更胜一筹。中国什么情况呢，2011年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是，男女性别比高达120：100，男女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7.78：100，有关媒体就此推断，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光棍将要出现了，我们的男性便甚为焦虑了，于是，各种办法出台了，让人感到寒心的是，目前在社会心理上反映出来的焦虑，几乎没有是关乎于女婴拥有的生命平等权的，而是把更多的焦虑集中于可能找不到老婆、娶不到媳妇的光棍们的身上。先不说以后，只说眼下，120：100的男女比例所催生的社会问题同样令人深思，与印度无二。2012年2月21日，央视12频道播出了一档节目，主要内容是破获了一起70余人发卡的组织卖淫团伙，70余人中，2人为头目，66人为发卡人员，3人为制卡人员和司机，无论从判决人数统计上看，还是从报道中女头目的交代推断，该团伙中从事性交易的女性比例都少于组织服务人员，大概人数在十几名左右，而且，据办案人员了解的情况分析，这些人都从中牟取了暴利，那么，据此推论，这个70余人的犯罪团伙，完全是被十几个女性在养活着。这只是中国破获的许多组织性交易案的其中一起，很多团伙人员都是由女性的性交易供养着而牟取暴利，真正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其实赚取得并不多，她们付出肉身的结果只为了生存，她们的劳动果实却被一层层榨取了。这种现象与印度“无处娶妻让‘买春’现象激增”无本质区别，小说《秘密的女儿》中，同样有所揭露，比如希尔皮在“两个印度”一节中写到的一些家庭中的女性通过长期做妓女供养家庭，就如同清末民初北京胡同里的暗门子。印度“租妻”现象的火爆，让我想起了柔石的《为了奴隶的母亲》，这些被租出去的妻子，不正是那“奴隶的母亲”的再版吗？中国出现的什么借腹生子、代孕人与那“奴隶的母亲”又有什么区别？再举一例，2011年，某省台播出一档亲情栏目，题目已记不清楚，事情由一名父亲无钱救治身患重疾的儿子而决定把豆蔻年华的女儿嫁给一个五十岁老头换取五十万的治病费用为起因，该栏目组将这一家人请到现场，专家和观众同聚一堂来讨论这件事，栏目中力阻父亲嫁女儿的母亲辛酸的泪水和对父亲愤怒的踢打震撼了全场，爱的力量和无奈求助的哭泣让所有专家和观众对该父充满了痛恨的情绪，那位母亲悲痛欲绝的形象永恒地停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中印现实和小说中的这些情节，正是女性被严重歧视的杰作，因被歧视而引发的女性被遗弃、被收养、被下流、被伤害、被暴力、被杀害、被骚扰、被结婚、被妻子、被母亲、被主动卖淫、被不敢辞职、被不敢生育、被主动下岗、被选择做全职太太的这些杰作，其实仍然天天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地上演。女性既被男性无可救药地需要着，又被男性无情无耻地踩在了脚底下，既被社会所希望地提供着广博而深刻的作用，又被贬低和忽视着这些重要的价值，这是十分矛盾和荒诞的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社会建构。两性性别比越失调，地位越低，女性被物化地就越严重，如果女性生存状况和政治、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地位不提升，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就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社会建构的最终走向，必然以人类全体速亡为终结。

  P13－14

  批评需要方法的创新，也需要学派——读《交叉小径》

  董大中

  梁静的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它跟《交叉小径》联系在一起，一本新出版的书。随便挑了几篇来读，就形成了这个题目。再读大部，验证我的看法，觉得可以成立。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人。我不知道她以前写过什么。这一本，初以为散文，却不是散文，是批评。她把批评写成了散文，或者说，是用散文笔法写的批评。又没有通常批评那种指手画脚的味道，甚至你不会感到作者是在批评，它是在你不经意间向你展开批评的翅膀的。当然，更没有我们在大半生所习惯的主题如何、人物怎样、情节何等样曲折等等那一套。她是在跟你谈话，说她的感受，说她心理活动的过程。无论千字文，也无论像谈《妇人》那样比较长的篇幅，都是这样。作者对她读过的东西，看过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有全面的把握，她把客体跟她的主观感受融合为一。然后坐下来，不慌不忙，像剥竹笋，又像数豆子，把她的感受一样一样悠悠道来。她不着重说你的作品，她着重说自己。我想，这种批评可以称为心理体验的批评。作者善于思考，又有女性的细腻，这两点使她的心理体验细致入微。作者的文字功力不错，最难得的，是她不像留学生归来，把其他语言的一些特点，比如形态变化等等，生硬地搬用而来，加到我们汉语身上，使汉语受到严重污染，形成如瞿秋白等人早就指出的欧化，读起来别扭、难受。作者追求的文体风格跟她选择的批评方法相一致。有一处说到李敬泽：“这样的文字，最要紧的是读，是享受，是字里行间的轻松让你过瘾，读过就读过了，什么时候再翻起来，还会觉得很新鲜。”把这段话用在作者自己身上，我看也是适合的。

  我从90年代后期起，逐渐远离当前的文学，读批评和读创作都是零敲碎打，既不全面，又不系统。像这种写法，也许已经很多，但在我，在其他年轻批评家的文章中偶有见到，但不像读这本书感到新鲜。从这本书知道，李敬泽的文章就有相近似的风格。想来，这已是一股潮流，是适应着时势的需要出现的。

  1928年胡适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总的精神是，在治学上“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他举中西为例，三百多年前的顾炎武、阎若璩所用的方法“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的”，但葛利略、牛敦使用新的材料，有了巨大的科学新发现，而中国的那些文人，却总是钻在故纸堆里，这些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强调了材料的重要，其实使用什么材料，也有个方法问题。胡适一向讲究研究方法，提倡实用主义就是胡适在这方面的一大功劳，他用这个方法取得的研究结果，许多结论，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把它推翻。胡适强调了材料的重要，从另一方面说明，方法的重要性是不容否定的。研究学问上如此，批评亦当如此。

  近年读一些批评文章，固然过去流行多年的一主题、二人物、三情节等等的公式很少见到了，但是总觉方法陈旧，而且大体相同，相互之间，各种不同的报刊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1985年《批评家》创刊的时候，正是人们竞相介绍外国各种方法的时候，那一年也称为文学批评上的“方法年”。明年就是“方法年”的三十周年，恕我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使用新的方法的论著不多。曾有人用过新的方法，比如有人用“叙述学”的方法研究赵树理，有人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鲁迅，但都是极个别的例子，书出版后，既没有人跟进，也没有人评说，显得十分寂寞。可见我们在方法论上，是比较迟钝的，敢于用新的方法的人太少了。

  读这本《交叉小径》，我看到一个新人，又看到一种新的方法。我隐约感到，在我们的批评王国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心理体验的流派。三十多年前，当人们大谈特谈“山药蛋派”的时候，我发出了“流派作家大都是二流作家”的怪论，表达了我对提倡流派的某种保留。我确实不太热心在创作上提倡流派，因为在我看来这容易使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为着加入某个流派而忽略了独创性的发挥。我以为，创作上的流派，采取自然主义为好，出现了就承认，就研究，而不需要鼓励，鼓励独创比鼓励流派具有更高的价值和迫切性。在批评上，我是希望有流派——以称学派为好——出现的，因为这象征着我们即使没有“百家”，至少也是有“家”、有派的。一言以蔽之，我的想法是，创作上不鼓励流派，容易形成“百花”，相反，批评上要出现“百家”，却需要鼓励流派。批评本来枯燥，如果批评文章千篇一律，那人们谁还去读呢？提倡流派，是使批评千篇一律得以改观的一条途径。80年代后期，我曾设想推动从创作力构成上建立一个流派，不幸，那个时候我正酝酿研究课题转向，就把机会放过去了。现在读梁静这本书，好像见到一线希望，算旧事重提。

  我对这位作者了解不多，可能属于“草根”一族。她现在只能说禾苗出土，能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还有许多因素，还要靠今后的努力。我以为，作者最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艺术价值评价标准。这一点，是任何批评家都不能不有的，也是从事批评工作之始就要解决的。只有这样，才容易把好秤砣，也能够前后如一。我偶尔读到的一些批评文章，缺少的似乎正是这个价值评价标准，因此是一个普遍现象。同时要有一个好的参照体系，这个体系是世界性的，不是一国性的，更不是地区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分到合、由疏到亲、由远到近，最后实现大同的过程，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学”（马克思语）未必需要，但是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必将是世界性的，人们评价文学也必将运用世界性的眼光。只有把你所观照的作品放到全人类的文学星球上去看，才能看得准确。如果局限于一个地区，那就可能把核桃当足球踢。

  本文提出的这个想法，就是批评需要方法的创新，也需要流派——学派，是一件大事情，不是某个作者一个人的事，是一代人的事。

  2013年4月17日，三闲居

  2016年3月4日，于我，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山西省作家协会将“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这一新的身份赋予了我，一个来自基层的写作者，信任之重令我深为感动，压力之大让我不敢懈怠。作为来自基层的文学批评的研究者和写作者，非科班出身，还在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不轻松的事情。一是学习理论的不轻松，二是写作批评的不轻松，但不轻松并不能让我的兴趣有丝毫的降低，虽然读得不系统，但国内国外一些老师的作品，如李健吾、阿伦特、桑塔格等人的著作还是对我有很大启发。长久以来，虽然一直在坚持，但无法回避和改变的是，自身文学理论修养相对缺乏，和同行交流的机会也比较匮乏，因而签约数月茫无头绪，皆因学术素养不足与理论储备较差。不想幸运之神继续眷顾，在省作协发出《山西青年文学评论家丛书》征集通知后，整理上报的作品经过评审委员会投票选择，终于与其他九位同仁的作品一道入选了该套丛书。

  书名唤作《唤醒批评》，内容是我近年所写文化批评文章合集，名之“文化”而非“文学”，大而言之，是因为文学是文化诸多表现形式之一种，小而言之，是所收文章以文学评论为主，兼有电影、摄影、时事评论等。个人以为，如果要想对某一文学作品有细微的观察和切实的评论，就会牵涉多元学科的理论知识，而不具备“跨界”的知识结构，评论文本就无法在宏阔的文化背景和多维的阐释空间里凸显其独特视角和独立价值。我一直在探索如何能够让批评有效、如何让批评文本获得其艺术属性等问题，此集作为跋涉之途上的小小驿站，得以让我更清晰地知道来路，辨明去向。而所谓“唤醒”，即指向个人，因为在写作中的个体时常需要不断叫醒、提醒自己，才能更清晰、准确地深入文本去发现和思考，进而形成有说服力和独立价值的文本。

  作品集即将面世，庆幸之余，唯有感谢。

  感谢山西省作协评审委员会诸位老师对我极大的信任，给我这样的平台和机会，以鼓励和扶持我对文学批评创作的虔诚和坚持。

  感谢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给予我指引、鞭策、关爱与帮助的各位文艺界的领导、老师和朋友。感谢对我宽容、支持的亲人们。我会继续努力，用成绩回报大家。

  梁静

  2016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