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新部落

  从总裁班到俱乐部到促进会

  非同寻常的起始，决定了非同寻常的历程，更昭示着非同寻常的未来。作为新部落的促进会，究竟新在哪里，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命题。从追溯历史的角度看，最初的出发平台就是崭新的，那些星罗棋布般散落在浙江大地上的企业家，正是在这样的新平台上相识并出发的。这就要说到浙江大学的总裁班了。

  要讲清楚促进会这个儒商团体的构建，我们需要进人一架时光的穿梭机，第一站应该是上世纪末。

  当时，大名鼎鼎的浙江大学成立了浙大管理培训中心，有经济班，也有干部班，还有专门面向港澳台的研修班。恰适其时，清华和北大陆续开始举办民营企业家培训班，并且南下来到杭州，高举大旗，招募江浙一带经济大潮中的英雄好汉。原本学院派书生的浙大管理培训中心，也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跃跃欲试，发出强音：浙大难道不也可以同样办一个吗？

  2003年，求是园的第一个总裁班便这样诞生了。浙大组成了较强的教学团队。2003年9月的那一天，几位老师在浙大外经贸楼的六楼第一次见到了黄保苗，一个刚人中年的男子。见其沉稳内敛，思想活跃，儒商气质，第一印象甚好。报到之后，黄保苗被编到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一届第一个总裁班第一班。

  1956年出生的黄保苗的人生阅历充满正能量，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入党当厂长的他，1979年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984年6月，他人学杭州大学政治系干部专修班学习，1987年被调入诸暨市二轻工业局任局长。进入总裁班之前十年，黄保苗被直接调入省城杭州，到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工作。正是轰轰烈烈的1993年，海南刚刚改革开放，为全国的创业者们开了一个窗口，当时的省二轻厅厅长、后来的副省长叶荣宝把他调来，让他到海南去组建公司，黄保苗二话不说就出发了。1993年3月，黄保苗代表二轻厅注册了公司，正抡圆了胳膊准备大干一场，没承想6月份就不行了——第一轮海南泡沫破灭，不调整不行。黄保苗遭遇命运之坎，他带着他的公司从海南撤回杭州创业，从50万元创办资金起步，逐步建立成今天的汇孚集团。公司以“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为核心，以现代商贸、实业经营、金融投资互为联动发展，成长为年进出口额3亿多美元、年营业收入近2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接下去，便是他与一群梦想者为促进会吹响集结号的故事。

  总裁班有个洋名儿，叫MBA，2003年10月开班，全班60个人，全部都是企业家老板，国营民营的都有，每周末上课，时长一年半。学校提出的那个学习宗旨，叫“读读书，交交朋友”，来自《论语》开篇那几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乎，读书交朋友，这个理念直接影响了促进会成员的儒商品格，而这样一种学习型的基本精神，后来也成为促进会的核心精神之一。第一期总裁班班主任至今思忆仍有万千感慨：“这么一群同道中人在一起很有味道。”

  报名要读书的人如雨后春笋源源不断，而“黄埔一期”的同学们一眨眼，一年半的首期总裁班就要毕业了。读书交朋友最终的意义在哪里呢？黄保苗他们这群即将毕业的学员，在思考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走势时，也在思考他们这群弄潮儿接下去该如何迎接大潮，又该如何浪遏飞舟。P5－6

  商会来了——

  商会来了！浙商会来了！浙江省区域经济促进会来了！

  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商会？创建于2005年6月的CCOC，作为一家服务全球中国商会的信息发布平台，目前，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商会以及国内360家省级企业商会、市级商会、外国在华商会建立了联系。可想而知，全球商会组织中，中国的商会，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功能，都实在不可小觑。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商会有数千家之多，我们要了解这其中的浙商会之一：浙江省区域经济促进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团体组织，却还是得要追根溯源，从了解什么是“商会”开始。

  商会，是商人的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涌现出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而其中的浙商，正是一支崛起于浙江、声震华夏、名扬海内外的道劲的商人力量。

  百年浙商，风云际会，大起大落，直至当代，浙江商会如雨后春笋，浙江省区域经济促进会（简称促进会）亦在其中。至2016年11月16日，它成立整整十年，这部名为《草根新部落》的读本，恰是它十周岁生日的献礼。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将浙商促进会称之为“草根新部落”呢？为什么要把它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解读为“寻梦”的历程呢？

  所有这些问号，我们还得从一个“商”字开始。

  “商”字在甲骨文中，如盛酒器皿置于底座，用以赏赐，故卜辞和铭文常以“商”为“赏”，这个礼物赠送的过程，便有了交易的基因。也有人以为，底座就是货架，放置其上的东西就是货物，“商”字就直接意指做买卖了。

  商，也可指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计划讨论，所以便有了“商量”等词汇；做买卖生意是最需要协商的，商业这个概念由此诞生，商人这个经济族群从此问世。

  中国有朝代历史自夏商周三代始，中华历史记载，经商就是从商族人开始的。商部落先后发明了商业交通工具马车和牛车，其中王亥还开创了中华民族对外经商贸易的先河。这位部族领袖用牛车、马车载货，赶着牛羊去黄河北岸的有易氏部落进行交易，由此引起对方的贪欲，首领绵臣谋财害命，夺走王亥牛羊，取了王亥性命。杀父之仇，岂可不报，王亥之子上甲微起兵灭了有易氏部落，杀死绵臣，夺回牛羊，趁机把商部落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易水流域。这些史实在《周易》和《山海经》中都有记载。  夏灭商兴，商亡周替，继商之后的周族人姬姓部落，以经营农业起家，骨子里则为农民，善种植，以农为本，与商朝人善贸易，做生意致富、以交换货物起家大为不同。周族人很看不起商族人，视他们为唯利是图、富而不仁之辈，是赶着牛车，装满货物，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灭商以后，周公以为“此风不可长”，便将商朝遗民中会做生意的人分给了郑国，位于今天河南省中部的农业大国郑国，便强迫商朝遗老遗少们学习农技，开荒种地。但这些人只会做生意，不愿也不会干农活，国君郑桓公怕他们反叛，只好特许他们农闲时继续做买卖以维持生活。据说，将做生意买卖的人叫“商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商不出，则三宝绝”，肯定商业文明的重大意义；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把“商”的本质直接定位在“利欲”上。中唐白居易《琵琶行》一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一词可谓家喻户晓，顺带着也把商人定性为重利轻情的人，直接影响中国人千年。

  以后历朝历代，华夏民族尊儒抑商，商人一直被视为利欲之辈，商人有钱，但在地位上一向垫底，商业也被统治者排在士农工商最末位。然而纵观历史，商人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偏偏又举足轻重，虽然商人们有富无贵，但社会结构中无商又万万不可，故近代有识之士提出了“农商皆本”，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相继崛起了前面所述的十大商帮。这商帮的十分天下中，浙商宁波帮与龙游帮所占其二，浙人经商之风不可谓不盛。

  从传统商帮到现代商会，作为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既有一脉相承的关联，亦有大相径庭的差别。所谓商帮，实乃地缘性商业群体，中国古已有之，盛兴于明清，是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资源整合上，自发形成的一种商人组织形式。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其内部共同分享资源，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形成内部游戏规则，并构成一些固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中国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但商帮内部成员并不稳定，在买卖过程中动态形成并更换，商帮的个人意图也往往更为突出，整体利益较少，总体而言，它诞生于封建文明的土壤之中，是封建文化背景下的商人组织形态。

  而商会则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商会是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也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商会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法律特征：互益性、民间性、自律性、法人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商会由独立的经营单位、事业单位或由自由商人、企业职员等自愿组成，是一个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近现代商会概念，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一般以法国马赛商会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商会，因此法国便成为世界上近代商会的发源地。但实际上商会很早就出现了，范围遍及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17至18世纪，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迅猛的时代，商人们似乎无所不能，一日千里地拓展着自己的财富。他们理想中的商会，应该是能够与政府和议会平起平坐的强大社会组织，这可以从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洛克菲勒等商业寡头的较量中看到实例。商业寡头们的这一理想并未实现，强大的工会组织和风靡世界的自由主义精神，造就的是今天的商会形态。1919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商会组织在美国成立，这就是如今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商会（ICC）。国际商会现下设24个专业委员会及工作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商会组织也在中国掀起了狂风骤雨。晚清以降，传统商人组织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至1908年，全国已有60个左右的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00多个分会。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商会，不但在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还是辛亥革命的依靠力量。而彼时的浙江商会，以江浙财团中的南浔商帮、宁波商人为主，在助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上，起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它不但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领航者和牵引者，也一直是近代中国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与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如辛亥革命与民国时期以张静江为首的代表中国工商界利益的政界首领，在商会作用的继续发挥中起着重要作用。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有《商会法》，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八百多个，1915年更是激增到一千余个。1929年，民国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地商会对新生的共和国有三大贡献：一是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支持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抗美援朝中捐款捐物贡献巨大；三是帮助政府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3年，中央政府成立并主管了“中国民间商会”，即后来的“全国工商联”，“文革”期间该组织解散。改革开放后，工商联恢复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各地商会、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等陆续成立。其中异地商会办得最为活跃和最具实效的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省份。

  当今浙江商会的情况也如中国一样，我们无法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只知道从省市县区，各级的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后浪推前浪地迅猛发展着。其中，以浙江省区域经济促进会为名的商会，2016年已成立十周年。这家被人誉为“浙商新部落”的促进会是一片芳草碧连天的原野，由六千多以中小企业家为主的会员构成，这些以“草根”自居的跋涉者与梦想家，十年来一直编织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继承、体现和发扬了百年来传统浙商中卓越的文化基因，以“合作、共赢、发展”为宗旨，以“相知相容，互助互益；超越自我，成就梦想”为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创新实操力、社会渗透力和空间延展力，在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共识的形成中，他们是一支不可或缺、具有独特成效的劲旅与生力军。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不尽英雄。促进会十年来谨记孙中山先生1915年在钱塘江观潮时所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之精神，以弄潮儿的形象在惊涛骇浪中风雨同舟。从某种角度说，正是因这具备与时代同步甚至超前的商会新部落，因其商会组织成员核心价值的高度共识、其学习型商会会员间的情感高度认同、其商会成员视野平台所决定的现代民主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其商品经济实践带来的务实而接地气的创业能力高度凝聚，而成就了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恰如一个充满新意的时代商会标本，给当下以深切启示。

  若想了解他们的精彩历程，且翻开正卷，听述者一一道来。

  关于君子的义与利

  《草根新部落》，是我与我的研究生团队共同完成的，作为一部计划外撰写的读本，很巧合地与我正在领衔建设的茶文化创意产业齐头并进，使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参与了事业的建设过程，因此，历史的回顾、经验的总结与当下的实践，便很有意思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十年来，除茶文化教研之正业外，我一直在进行着纪实文学的创作，兼行着影视、戏剧的创作。2016年初曾下过决心，创作回归到小说，而这部作品，又将我拉回纪实文学。

  究其原因，是对商人这一群落的认识尚未完成，故一旦遭遇可以深入挖掘的可能，便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是问题与思考、辨别与重构，让我再次进入这个商人部落。

  数十位企业家的采访，实际上便是数十个人物的命运，个性、经历、文化、梦想，每一个人都是精彩的，我想这应该是因为经济活动和战争、爱情、政治一样，都是人性的大开大阖的舞台，特别容易突现其故事性，也特别容易深刻地描述人类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博弈吧。

  在对商人和商业的认识上，我本人也是一个被传统思想洗脑的人，对经济活动抱着一种既重视又看轻的矛盾心理。但因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便不得不思考对商业的重新认识，在对促进会这个群体的交流过程中，厘清了一个重要的误区：所谓“无奸不商”也好，“商人重利轻别离”也好，都是一种文学性的、极端的描述，是不能够作为理性认识世界的某一块基石的。其实只要认真地想一想，就会立刻发现这种偏见的幼稚与不合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活动中包括经济活动，怎么可能是不奸诈就不可能成为商人呢？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教导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的、根本的指导思想，一旦违背了道，经济活动自身就不能够正常健康地发展，最终还是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演进。

  此番调研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商业活动的自由性。一位被采访者告诉我当年从银行出来后的喜悦心情，那就是商业活动带来的挑战和创造，自由选择性。你可以一次次失败，然后一次次地再去争取成功，你必须选择，没有人替你做主，这就是自由。即使你失败了，也是你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一理论虽然也不过是相对于被拘紧的体制而言的，但依然让我意识到了商业的美感。

  商业，也是诞生崇高感、使命感的土壤，那是因为商业从事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生存形态水乳相交的。没有粮食你就会饿死，没有水你会渴死，没有衣服你会冻死。那些掌握和交易着这类物质的人们，既可以因为大权在握而只满足一己贪欲，成为奸商；也可以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而成为儒商。而在中国，儒商是商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大多数人的认可中，在帮助大多数人的行动中，在团队共同前进创造世界的过程中，诞生美感，我们把它称作为“崇高感”。商业行为的崇高感和美感，以及它的自由性，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的亮点。

  因此，在我看来，促进会的这十年历程，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活动历程，这种精神活动自然也是激发着物质创造热情的，但促进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本质上是精神的把握、智慧的凝聚、文化的胜利。

  所以，就我本人而言，最大的收获便是在写作中，对商业、对商人，对义与利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有了重新的思考，从此以后，再看商人，也会义利并行，而非只看成利的一群。君子无处不在，作为商人的君子，会越来越多。

  这种思考并没有完成，但思想的天窗却是打开了许多。基于这样的角度，这本读物是必须要有大量事实概括和高度的思想性提炼的，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写作者，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来回磨合，不断探索，持续探讨。其中与黄保苗会长、王贤谷秘书长接触交流最多，深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严谨的工匠精神触动；而各位企业家表现出来的种种性格特色和文化底色，的确与我从前接触到的不同，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学习型的商会，到底就是不一样。

  采访过程中，团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李锦威和张劫努力最多，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时间如此急促的情况下，为了配合促进会成立十周年大庆活动，日夜加班加点，使本书能够顺利付印出版。一并在此致谢。

  最后，要祝贺寻梦的草根新部落，十周年大庆，梦想成真。期待下一个十年，有更辉煌的期待！

  201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