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人

  有很多人靠拆迁发财，我的表侄陈尚龙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七十万元现金，有人说他拿了六套房子六十万元现金，有人说是五套房子一百二十万元现金，还有人说六套房子和一百万元现金，更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和两百万元现金……这些数字伴随着斩钉截铁、神秘做作、羡慕不已等夸张的神态。看得出，关于房子的争议不大，不是五套就是六套，有争议的是现金。

  于是人们进一步说，他确实是拿了六套房子，但迅速卖了一套换成现金；又有人说，拿了六套房子卖了两套，剩四套；也有人说，拿了七套卖了三套；更有人说，拿了八套卖了三套……这又导致了一连串让人头昏脑涨的数字组合，以及长时间煞有介事的议论。比探究事实真相更为艰难的，是弄清楚所有的说法及其来龙去脉，这工作量不亚于一次考古发掘。

  陈尚龙本人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每次喝酒之后吐露出来的数字都不一致。他本人加入关于自己拿了多少房子多少钱的讨论，让这件事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他的性格：有时候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有时又觉得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更好。但张扬和吹嘘的时候更多，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

  有人愤怒地说：“陈尚龙拿了多少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那么愤怒，似乎承认对弄清楚此事无能为力。旁边人说：“是呀是呀，找拆迁的负责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们说来说去的，好像能说清楚似的。”问题是，负责拆迁的人绝对不会透露各家的准确数字，犹如不会透露自己家的准确数字一样。

  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陈尚龙只剩下两套房子，就在那里，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钱一分不剩，而且债台高筑，大约两百万。当然，有人说他欠债一百万左右，有人说欠三四百万，更有人说他其实不欠钱，只不过是深陷三角债之中。和当年他拿了几套房子、多少钱一样，关于他如今欠了多少钱大家也连蒙带猜，说法繁多。对于普遍月收入两三千的众人来说，无论陈尚龙分到了一百万，还是欠债两百万，数字本身都是一股强刺激，必须对此敞开心扉，放松肌肉，像躺下来享受推拿一样享受这股刺激。

  陈尚龙已经完蛋了，但是因为欠钱太多，反而像个英雄。

  陈尚龙是我的表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比我大十二岁，在我刚懂事的时候，他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喊“叔叔”，听上去有点儿变味，语义动摇。

  陈尚龙比我父亲小十二岁，但是得喊他爷爷。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又无情地想到了表侄陈尚龙，他四十二岁了，有了一个小他四十一岁的表妹。先人们大概极端艰苦，以至于生育安排得如此步调不一，同一辈人之间年龄差距可以这么大。当然，如果时间足够久又没有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话，我们也会成为先人。

  有一个大我十二岁的侄子，这件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安全感和自豪感。我十三岁升入初中那年，正是小混混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在放学后都会遭到着装艳丽怪异的小混混的堵截，有的被翻书包，有的被毒打一顿，挨上一二十个嘴巴才能走。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放学时，陈尚龙就带着他能喊到的所有兄弟哥们儿在门口等我，好像我是教育局领导。他这是在向全镇的小混混们打招呼，不要碰这个小孩儿。可惜陈尚龙当时在镇上混得不算多好，我受他照顾，最高也只能享受不被打、不受骚扰的待遇，如果我想在街头干一番事业，指望不上他。

  后来我们疏远了，我去了县城读高中，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很多年，我都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表侄，他大概也不会在乎有我这么一个表叔。但他是一个善于梳理和联络各种关系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会被喊去喝酒，而且总是让我坐在主位上。那是堂屋中央八仙桌上面南背北的两个位置，背后是一个堆满杂物的长条香几和一副巨大的中堂对联。我有时坐在左边，有时坐在右边，反正我不讲究这些，陈尚龙也不讲究，让我坐这个位子，只是体现他对我这个表叔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的双重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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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上的李黎

  波佩／红岩文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

  2003年，我从天上回到人间居住两年有余，已渐渐适应久违了的人气和烟火味，命运再无波澜，心境安谧，生活也开始有了些小模样。这期间，我读到一个冠名“隔墙有耳”的短篇小说，于无声处，开始震惊于人类社会中的某一款人际关系，被描写到极致和出格。随后，我结识到在地球上住了二十多年的作者李黎，源源不断地读到他更多的小说。这些作品中，作者深谙世事所散发出的叙述语感，令读者回味绵长的语言跟笔触，使我联想起同一时期的一部小成本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甚至妄想着李黎和影片中的讲述者约翰(自述为耶稣)一样，已在地球上活了一万四千年。话说这位曾经的史前穴居人、人类历史的完整经历者约翰，在电影中持续讲述着各个时代人类的故事，且一直停留在三十五岁，永不衰老。回观李黎，二十郎当，事实上的毛头小伙一枚，其时，他的小说写作刚刚起步未久，但叙述口气却和疑似耶稣的老约翰惊人地相似。

  时至今日，我常常还是会有个错觉，今年三十五岁的小说家李黎，其实就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中的讲述者约翰。基于他的小说呈现出来的古老的和新鲜的人类景观，他已在地球上生活上万年，如今作为叙述者的李黎正经历着一个三十五岁的轮回，他要讲述的，正是这一轮回中正在发生的事。每当我进入这样的想象之中，浑身上下，即刻被时间带来的惊悚所包围。但不一样的是，由于某种可触碰的即视感，这时，现实感极强的李黎，既不像那个穿梭于时空次元的讲述者，甚至不像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更像是他自己小说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人物，是由N个被他塑造和虚构出来的人格组合而成。由此，在我这里，李黎和李黎的小说，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文学内涵，那就是“现实感”和“非常现实感”。作为他的责编，十多年来，我不断地读到李黎的新作，整个流程约莫是这样：有时他是在头天把一个小说写好，第二天改毕，当晚用QQ传送过来，我在第三天凌晨读完并在第四天决定刊发。又或者是许久没有他的消息，半年后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一堆中短篇小说，那时，就有一堆疑似李黎的小说人物在眼前晃悠，参与我的生活，从未中断。直到去年的一个诗歌笔会上，常年住在邮箱里的李黎，QQ、博客和微信中的李黎，在我看来已具有电子化人格的李黎，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固体结构，出现在一堆——以气体为主的诗人中间。

  那时，小说家李黎另有一个诗人身份，他用如斯语气写诗：“父母进人晚年，家中的一切开始静止。”不带抒情而唤起诗性的，却依然是叙事的方式。正如我预感到的那样，接下来他会在诗歌中这样叙述：“家中唯一的生机，是遥远的子女偶尔回来……”这一下，又把我拉回到李黎的小说中去，是接下来的这一句，把诗歌开篇的现实逼仄和窒息的生活常态，置换到一个有长度，有烟火味，有人际发生和有想象力的书写空间，甚至是，将这些能源输送到一个辽阔的叙事语境中去。于是，从中加深了我对李黎文学的认知。我明白他从“饭桌上有一只大雁”，这样极端的和残酷的视觉中，渐渐养成悖论特质和陌生化的书写方式，并从中获取文学性。

  平头、浓眉，体肤略显黝黑，面上残留着少许未曾剃除完全的胡须，南方人常见的欢实的小身板上，有南京京郊僻静的巷陌，或寂寥村落生成的生活气，淡定、深沉和宠辱不惊，甚或，有某种宿命的氤氲。这样的气息和氛围不是出自对书本的阅读，也不是旅行，貌似更多来自祖传的民间经验和生活智慧。或许，这些都能从李黎偶尔泛着狡黠的眼光中透露出来。

  就这样，通过李黎，我认识了生活于地球上另一种逻辑空间里的族类，认识了小说人物杜大伟、陈尚龙，认识了杜大伟和陈尚龙周边的人事和人际。有时是化身主人公“我’’的——陈尚龙的同窗、叔伯、表哥，有时是他们生活的对象和对立，尤为奇妙的是，还结识到一只名叫安德烈．曹寇的鸟(那个作品是李黎另一文学空间里的书写潜能，像是他写作行为中的一个意外事件，始于这只鸟也暂时终于这只鸟，尚待开发)。无论是人还是鸟，这些主人公都有着南方人古老的散漫气质，但是由于他们生活于当代，而显得并不那么自由。他们有某种乐此不疲的“生计游戏”跟日常“耍事”，却又谈不上尽兴和彻底，甚至，在某个界限边沿，陈尚龙们耍得也还算欢实，见缝插针，游刃有余，纠缠不休，呈现出时间和生活的本性细水长流，因此命运从未终结，但时有阻滞，其结果，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或与沮丧结伴而行，具备了浓烈的和暖昧的悲剧气息，透出一种我们接触得越来越多的现代性的深度荒诞。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的现实理想和欲望，与当下的某些人类体制和身心界限，甚至是与人类的宿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由此形成陈尚龙们这样一个族类的命运特征。

  去年、前年，从未脱俗的我曾随周围的其他地球人一道，追过一个通俗美剧《穹顶之下》。该剧脚本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同名畅销小说，剧情以一个名为切斯特磨坊的小镇为背景，说的是某天，一个从天而降且坚不可摧的“穹顶”断绝了小镇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也终结了小镇维持多年的平静假象。追看两季，明白该剧并非传说中的科幻片，显而易见，编剧的目的是要展示和探究——某种象征着封闭的人类体制，或被孤立于其他人类的命运，某种非常态的现实，如穹顶一般落下之后，其中的各种人格裂变和人性的种种反应。

  阅读各个时期李黎的小说，即便是在新作《还债》、《人工湖》和《尚龙小传》等作品中，同样能感受到如上述《穹顶之下》——某种被无形或透明的穹顶“画地为牢”，随后，深陷其中各种人格所发生的转化或剧变，最后出现人性纷呈的现世景象，以弥补和丰富我们的视觉盲区，获取随之而来的通鉴和警醒。不同于美剧的是，李黎在人物安排上(事实上也是基于中短篇小说的体量和结构的考虑)，尽量使用了减法，把各种人格的出离或聚合，于某一个极尽现实的人物身上，集于一身。对比这三个中短篇共同的主人公陈尚龙——基于叙述者“我”的身份的转换变化：《还债》中陈尚龙的表叔、《尚龙小传》中的同窗、《人工湖》中的表哥，将主人公置放于不同的现实视角和心理变化当中，多侧面多角度洞悉身心的转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立体人物”的即视感。当我们于各个叙述场景，与不同时空里的陈尚龙相遇，总是会有《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的讲述者约翰的类似感受，那就是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演变，人性的基本却大致相同，只不过，人物所处境况不再一样，即便是在一万年之前和一分钟之后。

  小说的基本法则从未改变，但风格和技术却代代不同(如今的变化速度或许尤以季度为单位，是上一季跟下一季的区分)。这或许与各个时代和时期，人类生活的“变态”即成常态(瞬息变化中的常态)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语境，对小说的要求各有不同有关。自有小说这门艺术以来，人类从未中断对所经历时代小说痕迹的记录，在小说的诸多传播渠道中，尤其是在纸质时代，给我们留下较多深刻的印记和经验。当我们沉浸于当下语境，用如今的文化视觉和文学思维，观照过往时代的小说作品时，无论是小说《纽约客》表现出来的辞藻矫饰和语言直白，还是一个时期《收获》等小说基于伪先锋，而泛起的语焉不详跟哗众取宠之嫌疑，都会给身处于当下身心状态的我们和我们的真实阅读带来较多不适。如今的小说家要勉为其难模仿莫言和余华，则同样会冒着上一代作家曾经经历过的诸多风险和惨痛教训，深陷于类似他们当年集体难逃马尔克斯们小说阴影的处境之中。事实上，从眼下李黎小说可持续发展的端倪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小说写作和阅读，只需回到地球上我们自己的这一片文学疆域，或穹顶之下，理清一条线索和思路，那就是类似李黎们在他们的每一篇作品中，提出的一个隐形的问题：我们这种人(比如陈尚龙们)，是怎么经历的我们这么一种境况?而无须借助于貌似“经典”的莫言或马尔克斯，甚至无须借助于《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中——那个莫须有的上帝——老约翰的方式。

  2015．5．10 匆于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