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四百年(精装珍藏版)(精)/许倬云说历史

  “美丽岛”台湾的传说

  话说当年（1957）我第一次离开台湾，赴美求学。船从基隆出海，已经是下午了，绕航过台湾的东北角，然后往东南方向行驶。那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瞭望台湾岛，船渐行渐远，到了一定距离之后，台湾岛看上去已经不像一个岛，而像一个翡翠的盆景：苍翠的山林，起伏的轮廓。渐渐地，台湾岛从翠绿变成苍色，再从苍色变成墨色，后边衬着的是落日余晖，一圈光环照在山上。当时，我就感觉，哦，这就是葡萄牙人叫她“福尔摩莎”的原因。人在岛内，无法想象到葡萄牙人第一次看到这岛屿的印象，只有在远距离，看到那一个大岛成为海上盆景，像翡翠玉雕的时候，才知道“美丽岛”（Formosa）三个字，为什么是那些葡萄牙水手见到台湾岛时的适时反应。

  台湾岛在中国的沿海，自古到今都存在。台湾逐步进入历史，可以远从南宋活跃的海外贸易开始追溯。南宋王朝将这些沿海地区和远近岛屿，次第吸入中国的文化圈，成为中华民族汉人开拓的东南疆土。但是，台湾岛正式进入历史，却是在16世纪。它进入中国历史的同时，也进入了世界历史。葡萄牙人走过台湾外海的时候，正是世界大航海兴起的时代。欧洲人本来的企图是寻找东亚古老的国家，求取广大的市场，也求取东亚国家的货币和资源。他们无意中发现了美洲，也找到了东西之间的航道。16世纪，台湾正是在这一跨洋航道上进入世界史，也在中国与西方接触的场合，成为中国海洋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地理上看，台湾岛和大陆的距离并没改变。距今七万年以前，台湾岛是东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北端经由浙江外海的列岛把台湾连接在东亚大陆上。今天的台湾海峡，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海湾。七万年前，海平面上升，那一连接的部分断了，于是台湾成为被海峡隔离的一个大岛。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记载说，在东方某个岛屿上有人居住；也有记载说，远征的船队到达了一个大岛。历史学家们认为，从东汉到宋朝，这些有限的记载，所指的就是台湾。

  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猖獗的东亚沿海

  台湾紧密地和大陆历史联系在一起，应是从16世纪开始的，如前所述，就是在西洋人进入东方，开拓市场和寻求资源的时候，葡萄牙人首先在东方活动，取得了澳门，也在日本取得了贸易据点。荷兰人后来居上，成为在东亚地区活动的主要势力。在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记载了不少所谓“倭寇”的活动。直到今天的教科书上，都认为“倭寇”就是日本的海盗。倭寇的崛起，是和葡萄牙人进入东南亚同步发生的。中国史书上的记载，称西洋人为“红毛番”，称日本人为“倭寇”。在明朝下半期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应当被看作是全球性海上活动的一部分。

  西方势力东来，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那时候的日本，正处于锁国1时期，日本的官方政策不许民间百姓擅自出海。在中国的明朝初期，曾经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在永乐以后，明朝的官方并没有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活动。东亚的两个大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就官方政策而言，都没有正式的海上活动。但是，这个时候，因西洋人在东方的活动，民间出现了一些海上活动集团。在日本，九州岛的地方诸侯参与了海上活动；在中国，却是许多私家资本投入海上贸易。

  如前所述，明代初期，曾经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虽然后来政府不再从事海上活动，但造船的技术、海上航行的知识，还保留在民间—那是唐、宋、元三代逐渐累积的科学知识。其实，唐、宋、元以来，南海诸国沿着马来西亚半岛的海岸，和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在民间并没有中断。只是西洋人到东方之后，民间海上活动又受到了新的刺激，变得更为活跃。虽然官方不允许百姓私自下海，但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投资，从海上的国际贸易中牟取厚利。

  这些没有得到国家许可而在海上活动的船队，并不单纯是来自某一个国家。这些专业的海上活动分子，纵横捭阖，既合作又竞争。中国和日本的沿海地区，也都有和海上集团合作的商人，他们提供外销商品，也接纳运来的货物。这种海上贸易，因此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官私记录上常常提到，明朝称为“倭寇”的集团之中，夹杂了许多中国人，也常常牵涉西洋海上力量。“倭寇”这个名词，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集团的总称，他们分分合合，没有一定的归属，组织上并不严密。中国沿海有许多小商贩，可能利用渔船，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转运给海上的贸易集团。中国的富人，譬如安徽的徽商，富有资金，也会投资造船，雇用专人参加海上的贸易。

  从16世纪开始，中国东南沿海，一时之间，忽然热闹起来，西洋、东洋和中国的大小船只，来来往往，彼此合作，也互相争斗。一些民间海上集团上岸后，平时进行不经官方许可的贸易，但需要供应的时候，也许就以强盗的手段，掠夺当地的商户和粮食。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团体，引发了中国官方的镇压和清剿。戚继光、俞大猷这些人物，都在平定倭寇上立了大功。

  P7-11

  1948年，我们举家迁至台湾。当时我接受的中学教育还有一个学期没有完成，于是，进入台南二中当插班生，读了一个学期后考上了台湾大学。在台湾大学读了四年本科、三年研究所，然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工作，两年后到了美国。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就回到了台湾。从1962年到1970年，我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服务，1970年来到美国。从那时候到现在，几乎每年我都要回台，短则待上两三个月，长则一年，如此反复，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我在台湾的岁月加起来大概占了人生的一半。我固然是在大陆出生，但可以说是在台湾成长，也在台湾逐渐老去。大陆是我的出生之地，台湾是我的成长之地，对这两个地方我都有浓厚的感情。

  由于战乱奔走四方，我相信我对中国各地情况的了解，比许多只留在一个城市的朋友，可能更深入也更透彻。因为在逃难期间，各个阶层、各种生活形态我都经历过。在台湾的这几十年，是我人生的一半光阴，所幸我在台湾的各阶层、各行业，都有相当好的朋友，我与他们也有许多日常的接触，因此我觉得自己既可以大陆人的身份观察台湾，也可以本省人的身份理解台湾。内外两层的比较，对我自己而言，都是在理解自己，而不是在理解别人。我对台湾的观察和体验，也是既非完全台湾人的，也非完全大陆人的，而是尝试着两面兼顾，所以看得较为清楚。

  尤其是在1970年以后，台湾改革开放的那一段时期，我参与了许多民间的论坛，也参与了许多为了建设台湾而举行的大小会议，加上许多朋友给我提供的资料，所以，对于整个台湾的演变，我都有相当于坐在舞台后面、舞台边缘甚至舞台前面观察的机会。

  上面所说的情形，使我在口述台湾发展史七讲的时候，既写下了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我的分析，还写下了我的感想。内心的激荡如波涛汹涌，和我写专业历史论文时候Bg,C,情，完全不一样。这一过程，等于是自己解剖自己给别人看。台湾的发展历程，让我刻骨铭心，等于我自己本身经历的过程；我陈述的不是别人，其实就是自己。由于专业的习惯，我尽量保持冷静，但是，我无法避免个人感情上的激荡。在陈述时，我努力控制情绪，才收住一些情感化的词句。这些情形，我必须剖白给我的读者，这样读者才能理解我和原谅我。

  我祈求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心存同情，而不是把它当作“别处”或“他方”的历史看待。请你理解，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一个海岛上四百年的辛苦和艰难，四百年流过的血汗泪，四百年经历的屈辱和在屈辱底下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声音。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心情，他们也不免语多偏差，但很多人都曾经努力于做好该做的事。我希望读者能理解台湾人的这份心情，那么，对于本书所叙述的四百年来辛苦艰难的历程，你们会多一份同情，也会因为同情，所以能更深刻地理解。

  现在，台湾正在—个转变的关口。这个转变的关口，在于世界局势复杂，两岸关系微妙，经济难关必须突破，政治制度必须改进……在这种种框架之内，我们要靠一部小书来交代一切，当然非常困难。在本书的结尾，我对于台湾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也有所陈述。正是因为恨铁不成钢，我才坦白地批评。这些缺失，更可以提供给大陆作为发展的参考。两岸之间，同根同种，彼此的经验相互借鉴，相较于借鉴旁人而言，更为真切。如果各位读者能够以同情之心、以彼此谅解之心来理解台湾，我想这本书，还是可以提供给各位一些背景知识的。本书不是一部资料书，而是～部关于台湾人今天的精神与困境的书。如果读者读完这书，对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满足了。

  许倬云

  2012年7月2日于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