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贫的精神(修订本)

  仇怨与悲悯

  农夫的尴尬

  冬天，农夫发现一条冻僵的蛇，他非常可怜它，就把蛇放在自己怀里。蛇被温暖，苏醒过来以后恢复了它的本性，便咬了恩人一口，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农夫临死前说：“我怜悯恶人，应该受恶报。”

  这是希腊人伊索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一个百听不厌的恩将仇报的故事。按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则来理解，农夫显然把自己的怜悯看成了恶的一种，怜悯恶人是一种不能饶恕的罪行。然而，在蛇没有开口咬死农夫以前，农夫是无法知道这条可怜的东西是一只毒虫的。必须先咬一口而后才知有毒，但后知有毒则一切都来不及了，这是善良的农夫之所以死的原因。农夫死得冤枉。为了避免被咬和死得冤枉，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夫一开始就高高抡起锄头，像锄掉一株杂草一样把蛇除掉，剁它为肉酱，20世纪斯大林和格瓦拉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为了预防而大开杀戒。但是，这样毒还是在，不过不是在蛇身上，而是在人身上。毒从何而来?毒从被咬、被剁而来。一个屡屡受到伤害的生物，身上一定积蓄着浓浓的毒液。在伊索的其他寓言中，农夫对于各种害虫已经是先下手为强了。那些聪明过人的人，都可以视为被毒蛇咬过后死而复活的农夫。他们与毒蛇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他们比毒蛇更善于美化自己丑化对家。为了保证自家的性命安全，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别的生命，是会结下深深的仇怨的，当仇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就难以保证。斯大林寿终正寝，算是幸运。

  然而，怜悯被当作一种不该饶恕的罪过，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因为怜悯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最宝贵的良知了。孟子非常珍惜这种情感，把它视为人性本善的证明。他想象将一个孩子放在井口时的情形，凡是看见的人没有不动恻隐之心的。他把这种恻隐当成人格的基础，是人的初心，他相信没有一个以仇雠和伤害为本性的人。按照这种理解，一个没有怜悯和同情心的人，是对人性的极大背叛。那么这种背叛从何开始，恶人因何而有?

  倘若人性皆善，恶人只能从善人中变质而来。一般认为，待一个善性的人以善良的态度，通常会使善与善相得益彰，不会导致伤害和仇恨的产生。但一个十分善良而且十分在意自己善良的人，一旦受到伤害，情况就有所不同。那些本性善良的人受到伤害时，会有羞怒纠集起来，郁积在心灵暗处，酿成毒液，会埋下深仇大恨的种子，燃烧起愤怒的熊熊烈焰。他们必然要成为新的伤害者，把他们心头的毒血喷射出来，制造新的仇怨。到了这个时候，好人就难做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怨报怨成为一种社会公正，也成为人挽回自尊的必然要求。在恶与恶的合理对抗中，怜悯反成了真正的恶，作为人性证明和良心基础的恻隐之心，成为被谴责的罪行。想起来真是令人悲哀。

  等价交易

  为了避免成为那个冤屈的农夫，也为了避免成为那条蛇，人们倾向于一种对等的关系：以怜悯对待怜悯，以善良对待善良，以仇恨对待仇恨，以疾恶对待疾恶，公平交易，谁都不欠谁的，谁也甭想占谁的便宜。这种看起来相当聪明的方法，却不是那么容易实施。因为，这意味着谁都不愿意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情感给予出去，谁都不首先摊牌，得等待对方有所表示才有所表示，看对方如何待我，然后我才如何待他。如果对方赐我以滴水，我就报之以涌泉；倘若对方伤我以明枪暗箭，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之，我保留自己权利的主动。对于好人，我即好人，甚至比他更好；对于恶人，我即恶人，甚至比他更坏。这是许多人自鸣得意的为人之道。

  依据这种原则，一个人在街头看到一个可怜的老乞丐时，必须在施舍前调查清楚此人是不是一个骗子，是不是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是不是一个可以以同等的意思回报于你的人，才决定自己该不该施舍；一个眼看着孩子掉进冰河的人，必须先要弄清楚这个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流氓、杀人犯，还是一个能够舍己救人的人，才决定自己要不要跳入水中。但是，这样可能吗?有这个必要吗?倘若人人都要等到天下人都变好，自己才成为好人，天下就没有好人存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后发制人的主动，就可能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当农夫看到那条冻僵的蛇时，只觉得它可怜，但不知它是否有毒，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蛇咬死过。他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然就把自己置于临危不济、见死不救的不义境地，从而成为应该受到恶报的对象。

  的确，冷漠和僵持都不是办法，得有人主动表态才行。总要有一方首先示善，对方才可以报之以善，总要有一方示恶，对方才可以报之以凶恶。首先表态的人是被动的，但他的表态至关重要。P2-5

  田园将芜胡不归

  我出生在一个叫作天涯海角的地方，荒凉的沙滩上，到处都是仙人掌和野生的蒺藜，还有残破的船，甚至溺水者冰凉的身体。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告知，我生活在一座岛屿上，四周包围着茫茫无边的大海，头顶则是吞没一切的天空。站在高耸的海岸上，我感到整个世界都要离我而去，一种被遗弃的觉受萦回在幼弱的心中，像一团挥之不去的云雾。我觉得，我出生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乡，我的家乡在苍茫的海天之外。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大约在十岁甚至更早以前，我就纠结于我是从哪里来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像毒蛇一样纠缠着我的思想，让它陷入一种落寞的沉思当中，寻寻觅觅，时常听到一个声音在缥缈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就像母亲在呼唤迷失的孩子。坐在房间里，有时会觉得有人在敲门，拉开门外面却空空荡荡，只有无形的风胡乱地吹向四面八方。

  我对生活的记忆是从一个梦开始的。在梦中，我从天空最深邃的高处突然失足，身体旋转着跌落下来，像一个自由落体，一只被击中的鸟，掉啊掉啊，越掉越快，所有的云都向我涌来，却挡不住我坠落的速度。就在快要落到地面的时候，我惊醒过来，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这时候，支撑着我睡床的地面才变得真实起来，它布满了厚厚的尘土，入就在尘土里生活。这个梦成了我睡眠的一部分，在重复了无数遍之后，它变得十分熟悉，以至于在坠落的过程当中，我就提示自己，不要害怕，没事，你不会死的!直到大约三十岁之后，这个梦才从我的睡眠里消失。我终于体验到无梦的睡眠是多么酣畅。

  揪心的问题裹挟着惶恐不安的梦，使我变成一只焦虑的蚂蚁。我是一个不合群的孩子，一种不溶于水的液体，即便是与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背后都有一种深广的孤寂。我不太关注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去围观别人的热闹，也不太能够理解大人们在想些什么。然而，他们之间为了某件东西是你的是我的、是多是少而大动肝火，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总让我感到深深的伤痛与悲哀。在我看来，许多人活着似乎是为了相互折磨、彼此虐待。内心时常感叹，这一切是多么无意义啊。每当母亲与邻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论她在理不在理，我都站到对立面来责备她，以至于她老觉得我不是她亲生的。

  由于总想着怎么从这些荒凉的事物之中逃离，对眼下的生活与人们的行状不甚留意，以至于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向别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他们之间撕撕扯扯的事情。特别是复述人与人相互对骂的情形时，我总是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我很佩服有的女作家，可以津津有味地描述家长里短，把一场鸡毛蒜皮的吵架写得硝烟滚滚、惊心动魄，如同一场战争，但我不喜欢。我很怀疑她和所写的人是一路的，这很不美好。不入世的态度，阻止我去成为一个好的叙事者。因此，在凭着想象力写过一阵子寓言性的小说之后，我就主动选择中止。

  大学时代，我读的是历史，但它并不妨碍我对文学如饥似渴的痴迷。走进社会之后，我过于单纯的心智或许博得朋友的信任，却不利于应对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过于鲜明的道德感也让我难以融入世俗。文学的爱好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内心的忧患。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看到一片落叶也会浮想联翩，对很多的事情无能为力，却又无法释怀，空抱一腔滚热的情愿。我的夜晚变得比白天还喧闹，简陋的木板床翻腾着汹涌的波涛，有时半夜里爬起来，像比目鱼一样在月光下到处游荡。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迷津之中，实在不愿长此下去，被自认为无意义的生活搅得昏天黑地。我必须看清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真相，哪怕它是多么狰狞。

  “未经检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古希腊哲人的箴言，被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成了我的座右铭。我决定从文学的习写转向哲学的思问，开始了精神寻乡的漫长旅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敞开，西方思潮鱼贯而入。顺着潮流，我寻访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伊德、荣格、萨特、海德格尔，还有爱因斯坦、波尔等众多的思想家，他们的话语都曾开启过我的心智，却未能缓解我内心的焦虑与惶恐。我惊讶地发现，许多备受顶礼的现代主义大师，如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其实都是些病人，而且有的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他们其实是人类精神的祭品，代表同胞去受难。其价值不在于化解什么问题，而只是将遭遇的问题尖锐化地摆到人面前，让人有同病相怜、抱头痛哭的慰藉感。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没什么毛病的哲人，他们对人生给出的答案多数也是否定性的。一种无家可归的绝望情绪与难以驱逐的荒谬感，弥漫在二十世纪精神的天空。某个特殊的机缘，让我回归于东方古典智慧的领域，寻访那些宁静而深邃的智者，并从此有了浪子还乡的感觉。我无不惊讶地发现，鲁迅先生曾经于无所希望中久久彷徨、走不出去的“无地”，却早就有很多人在这里安身立命了。田园将芜胡不归?

  伴随着个人精神探问的，是我的随笔性书写。对于作者而言，它是自我治愈的药石，是一个病人给自己开出的方剂。在某种意义上，也记录了一个人精神逐渐康复并健壮起来的过程。其中，许多批判性的激越文字，与其说是指向黑压压的社会人群，不如说是指向作者本人，是在给自己做思想转化工作。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后记中，有着这样的文字：“写作或是为了排泄情愫与思维的沉淀物，以获得身心的畅通；或是为了灵魂的飞翔与精神的建瓴。我是一个懒于表达的人。这些年来，我生活在一个秩序混乱、缺乏安定感的背景中，许多情绪和念头在身心内部冲动着找不到出路，变成一种邪气污染了我生命的源流，甚至危害我的健康。写作对于我，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打扫。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像高山顶上的天池，承受天地的恩泽，并以清纯的品质映照万物的本质，让掬饮者周身通灵畅美。”二十年之后，在文字垃圾随处堆积的今天，这段话仍然是我的写作得以持续的理由。

  本书是我的第二部随笔集，2004年收入“先锋批评文丛”出版，因此结缘于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内蒙古的李悦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北京的谢平先生来函与本人探讨书中涉及的问题。一个不知名的读者挂在网上的文字，也让我感到了欣慰。他说：“我很难系统形象地描述出这本书阐述的哲学，就像我无法口述一个病人的病状让医生开药。我如同一个病人似的在这里接受治疗，接受一本书的治疗。这是一本能让人联系起自己所看所感的书，或者说，这是一本能让人思考的书。作者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下，无不藏着对文学对人生的感悟和见解，让人焦灼的情绪平静下来。”在学习中医知识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深有造诣的医生，都曾经是危重的患者，久病成医是患者最大的造化。

  《赤贫的精神》出版之后，曾被人换了封皮盗印发行。以《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纳入同一书系的敬文东先生，曾颇感不平地向本人提及此事，但所有的作者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宏大量，没有将此事诉诸法律。在确认市面上已经没有现货供应之后，李一梅女士所在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为此，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做了认真的修订，在对文字进行必要的梳理之后，删去了几万字略显芜杂的内容。虽然十余年过去，作者的心态与思绪都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但是，为了保持一个人精神行走的真实脚印，我对原先的表达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动。

  此外，十余年前韩少功先生撰写的序言，为本书增添了难得的光彩，并给作者以莫大的鼓励，一直都没有表示过谢意，就借修订本出版的机会补上吧。任何事情都最好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孔见记于2015年6月20日

序：精神低飞的姿态

上篇 被出卖的天空

 仇怨与悲悯

 写在迷宫的门上

 被推诿的天命

 不要让生命蒙受耻辱

 赤贫的精神

 归根

 对看法的看法

 成为一只乌鸦

 这个女人该不该受苦

 面对后的审判

 石头与神庙的关系

 打开死亡之门

 迷失在感觉意象中的人

 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

 平阴潜阳论

中篇 侥幸的微笑

 为了沉默的表达

 奉而献之×王

 侥幸的微笑

 晚夜的聆听

 真正给我

 绝响

 沐浴

 梦中的门

 零时

 家有松鼠

 五指山的猴子

 喝水的经验

 寻找

 南木有悟

 天下在此

 鱼

 知己不遇

 黑板上的老师

下篇 淤泥中的行走

 房子

 女子

 孩子

 经典的意义

 挖掘沉默中的金子

 空荡荡的自由

 歹毒的英雄

 一个罪徒的请求

 价值失落时情欲勃起

 枯萎了，橄榄树

 上帝的作坊

 写作中的人

 率性而行

 体面，或者潇洒

 欲望未遂

 你有什么用

 命运交关

 狼的民主

后记：田园将芜胡不归

  序：精神低飞的姿态

  韩少功

  孔见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有时甚至退避人后沉默寡言，对世事远远地打量与省察，活得像影子一样不露形迹。但他笔下文字奇象竞出，学涉东西，思接今古，一行行指向时空的宽阔和深远，让人不免有些惊奇。从他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他的学识蕴积，但他不愿有冬烘学究的生吞活剥；可以看出他的文学修炼，但他无意于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可以看出他的现实关切，但他似乎力图与世俗红尘保持一定距离，不会在那里一脚踏得很深；还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斗，但他大多时候保持一种低飞和近航的姿态，谨防自己在信仰或逻辑的幻境里迷失，一再适时地从险域退出，最终停靠于安全而温暖的日常家园。于是他的文字有一种亲切和从容的风格，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就像朋友之间的随意聊天。即便有深意，有险句，也多藏于不动声色之处，成为一种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一种深思熟虑以后的淡定与平常。

  孔见锁定了一些高难度的人生逼问，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战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知识的可能，关于道德与事功，关于幸福与死亡……这些逼问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而仍无最终谜底示众，于是在一个竞相逐利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里，如果没有被人遗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疯魔。但孔见是一个披挂着现代经验和现代知识的古老骑士，顽强地延续着人类对人生智慧极限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战。在一般的知识谱系里，这些悬问是虚学而非实学，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恺撒，在一个越来越务实的知识界那里日渐处于边缘位置，其正当性正在被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的诸多人士怀疑。但作者所遭遇的逼问人皆有之，在当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深刻运动的产物，本身就是实学不可忽略的部分。而离开了这一切心灵的牵挂，忽略了人类精神运行的坐标和轨迹，任何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只适用于机器人，无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实践，没有理由值得人们特别信任。孔子从“洒扫应对”通向他的治国安邦，是以人为本的；柏拉图视人格为“内在政治制度(innerpoitcalsystem)”，从人格剖析开始他的社会设计，甚至是以心为本的——这些先贤在求知中内外并举，虚实相济，并不像某些后人想象的那样幼稚。

  当然，世上没有抽象而普适的人，没有抽象而普适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病”。青年之我异于老年之我，富人之我异于穷人之我，连婴儿也有遗传差异，并无统一规格。如果剥离了具体人心形成过程中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寻求一种放之四海或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我”，只能是一种常见的语言事故——无非是“我”这个词让人真以为有了这样一个东西，可以将其抽出来孤立地求解，可以将其供起来放心地依恃。事实上，各归其“我”的抚慰万能亦无能，虽然用心向善，却无助于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难。有人已经这样做过。他们才智过人，心志远大，于是求解生命终极之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识的元知识、一切学科的元学科，如同要谋得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结果无不滑入迷宫般的nonbeing(虚，虚无)。这一类语言事故发生在本质主义的思路上，是虚学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他们如果没有成为西方式的神学家，囿于一种专断的虚无，就会成为中国式的玄学家，溺于一种圆通的虚无。而纵欲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的克服，甚至恰恰成为这些神学和玄学的必然变体。原因很简单，除非自杀，虚无是无法操作的——当心灵独守虚无之际，一旦进入社会行为的操作，这份虚无就一无所用了，心灵就自动缺席和弃守了，让位于世俗的随波逐流乃至无所不为，是最可能的结局。

  盛产神学的地方多见偏执和战争，盛产玄学的地方多见苟且和腐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提供的启示。

  因此，人心之学如果是必要的话，如果能够更为成熟和坚实的话，应更善于在具体现实条件下展开问题和解决问题，更善于将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知识援入人生思辨，从而将终极关怀落实为现实方案，使天道真正实现于人间，所谓良医“因病立方”和圣人“因事立言”，是之谓也。出于特定的知识资源和个人喜好，孔见这些文章里还残留一些神学和玄学的传统表述方式，颇有商榷的余地，但也从不被我过于在意。他心事浩茫，所针对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对象，还有在切入这些处境和对象时相关的精神标尺，也许更值得我们会心地解读。

  2003年6月于八景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