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纪事(精)

中译本序

第一编　危言

 01　论国家起源

 02　论无政府主义

 03　论民主

 04　马基雅维里

 05　论恐怖主义

 06　论制导系统

 07　论基地组织

 08　论大学

 09　关塔那摩湾

 10　论国家的耻辱

 11　论诅咒

 12　恋童癖

 13　论身体

 14　论宰牲

 15　关于禽流感

 16　论竞赛

 17　“智慧设计论”

 18　芝诺悖论

 19　论概率

 20　论劫掠

 21　论道歉

 22　澳大利亚的难民收置

 23　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

 24　论左与右

 25　托尼·布莱尔

 26　哈罗德·品特

 27　论音乐

 28　关于旅游

 29　论英语的习惯用法

 30　论小说的说服力

 31　身后之事

第二编　随札

 01　一个梦

 02　“粉丝”来信

 03　我的父亲

 04　听凭天意

 05　公众情绪

 06　政治的喧嚣与骚动

 07　吻

 08　色欲人生

 09　老境

 10　一个故事的想法

 11　法国不复其美

 12　经典

 13　写作生涯

 14　关于母语

 15　安蒂亚·科洛戈

 16　被拍摄

 17　关于既有思想

 18　户外的鸟儿

 19　同情

 20　孩童

 21　水与火

 22　说厌倦

 23　巴赫

 24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谢

译后记

  每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都以“我们”为前提——不是我们这些读者，而是某种属性宽泛的我们，以至于它无所不包——本身即本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乃生而即属于国家；而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在远古就落生在邦畿之内，这事情我们已无法追溯。在我们之前，国家早已有之。

  （我们能追溯多远？以非洲人的思维来看，其共识是上溯七代之后我们就无法分疏历史还是神话了。）

  如果说（姑且不论我们的理性依据），我们接受了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国家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附加条件，即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可能以其他某种形式创造了国家，如果我们确曾有过选择；也许，如果我们这个集体足够强大，尚可改变这一选择。但事实上，就算是集体，既然“置于”国家之下“从属于”国家，人们将发现要改变其形态真的很难；他们——或者说我们——肯定是无力废止它的。

  以我们的力量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或是废止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势单力薄。在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关于国家的神秘定义中，我们与生俱来的无能为力乃出于某种自愿：为了规避无休

  我第一眼瞥见她是在洗衣房里。那是一个宁静的春日，挨近中午时分，我坐在那儿，看着洗衣机转动着，这让人眼前一亮的女人进来。说她让人眼前一亮，是因为我根本没料到会瞧见这般奇幻的景象；乍见之下她那身宽松的番茄红直筒连衣裙简直太亮丽了。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暴力（族群问冤冤相报，仇杀不断），作为个体的我们，便各自臣服于国家行使人身支配的权力（权力即威权，威权即权力），从而进入法律（监护）范畴。那些选择宁愿留在契约之外的人便不受法律保护。

  法律保护安分守法的公民。其保护程度甚至延及那些虽然并不抵拒法律，却对其同胞诉诸武力的公民：法律对违法者的惩处乃其罪有应得。甚至敌方的士兵，即便他代表的是敌对国家，—旦被俘也不应该被处死。但是，法律不能保护置身于法律之外者，一个拿起武器对抗自己国家的人，照实说来，国家还是把他定义为自己的臣民。

  霍布斯说，国家（政治实体、国民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也许会感到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可是那种自由对他并无好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国家范畴内，“每—个公民都享有足以让他安居乐业的自由，［同时］也有充分的自由使之免除对他人的恐惧……总而言之：政治实体之外是受难、战争、恐惧、贫困、恶意、孤独、暴行、无知，是荒蛮之地；而政治实体之内，却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番追根溯源的神话没有提及权力向国家的移交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选项并没有向我们开放来改变我们的头脑，选定由国家独揽大权，并将法律典制化，这毕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宁愿回到一个自然的国度。

  可能我的模样也叫她吃了一惊：角落里一个干瘪老人，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街上拐进来的流浪汉呢。嗨，她平静地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忙自己的事了把两个白色帆布袋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入搅拌式洗衣机，袋子里几乎差不多都是男人的内衣内裤。

  天气不错，我说。是啊，她应道，背对着我。你是新来的？我问，我的

  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种从属关系，通常以出生证明作为标识。体制完备的国家握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如果你持有（并随身携带）这种国家证明，你便获得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身份，这样国家就能全程追踪并辨识你的人生经历（直到你死）；否则，你没有身份便是像动物一样将自己弃身于国家之外（动物不需要身份证）。

  不仅如此，也许你还不可能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登记入册：你要说死了在国家眼中，除非你被证明已经死亡；只能由某个他，她（本人持有证明的官员）证实你死了你才可以死去。国家对死亡验证制度实施尤为彻底——事实表明，2004年12月的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僚受遣去考察堆积如山的大批尸体，他们对着尸体拍照，这儿戳—下那儿捅—下，只为了给那些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确保国民人口普查的完整准确。

  其实，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意思是问她是不是刚搬到西德纳姆塔楼这儿来的，当然也有别的意思，比如说：莫非你突然降于尘世？不是，她说。伴随着谈话，机器嘎吱嘎吱地转动着。我住在一楼，我说。用这样的方式挑起话头容易让人接受，顶多被人认为过于饶舌。真是个碎嘴老头，她会对穿那件粉红色白领子衬衫的主人这样说，我好不容易甩掉了他的搭讪，总不能显得粗鲁无礼吧。我住在一楼，从1995年起就住那儿了，我还不认识所有的邻居，我说。是啊，她吭—声，不多说了，没有更多的表示，是的，我听到你说的话了，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认识自己的邻居确实很悲哀，但大城市里都这样，我现在还有别的事儿要对付，所以，我们是否就让眼下这种插科打诨的交流自然地消失呢？

  《七武士》…是一部完全受制于创作素材的影片，尚且带有某种天真意味，它以相当简单的手法径直切入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诞生的情节时，它具有莎士比亚的清澈透明和包罗万象。事实上，《七武士》正是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阐述。

  影片讲述一个忖庄在政治混乱时期——那一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存在了——村民民与一伙武装强盗的故事。多年来，强盗们像一阵阵风暴似的扑进村里，奸淫妇女，杀戮抵抗的男人，掠走贮藏的食物，可是后来强盗们突发奇想，拟将这种袭击变成定期的到访，强迫村民们一年—度向他们进贡（纳税）。也就是说，那些强盗不再像掠食者似的扑向村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食客。

  不妨假定，那些强盗的铁腕下还有别的实施类似“安抚性政策”的村子，以使他们可以轮番造访，这些村庄无疑成了强盗的税收基地。很有町能，他们还得打败别的强盗团伙以便控制某些村子，虽说我们在电影里根本没有看到那情景。

  那些强盗尚未生活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没有靠村民们来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把村民们变成奴隶群。黑泽明只是为我们布设了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P3－6

  库切于2002年从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阿得雷德，2006年3月正式入籍澳大利亚＝近年来，他的作品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和《慢人》（2005年）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凶年纪事》是他改变国籍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悉尼。

  打开任何一本库切的书，总会在形式与内容上遭遇新的挑战。这次他不仅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类写作的界限，还故意设置了阅读障碍。这部需要我们恭恭敬敬捧读的著作在排版上非常独特，原著前23页分上下两栏，第24页空白，从第25页开始新出现一栏，前面的下栏从此升为中栏。三栏的文体语气与视角各不相同，如果读者能够错综参会，全书略显零散的文字背后就会浮现出一个饶有意味的整体轮廓：以下我以栏为单位撮要介绍梗概，如果不合作者本意，还得道歉在先。

  上栏分《危言》与《随札》两部分，共收有评论和随感式短文五十五篇，是作品的主要内容，字数约占全书三分之二。文章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家德国图书公司有感于当今世界混乱无序，约请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观点，语涉违碍也无妨。这些个人色彩浓厚、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字将于第二年夏季在德国出版，取名《危言》。C先生是来自南非的著名作家，在垂老之年移民澳大利亚。他患有轻度帕金森氏病，现在独自住在悉尼的一幢塔楼里。本书《危言》部分就是C先生应邀为该书撰写的三十一篇文章，其中不少是他对目前国际事务以及澳大利亚所扮演角色的思考。这位曾获大奖的小说家深感当下的世界恶人当道，却如天意难违。究其原因，就是强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另立规则，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他爱用的“dispensation”一词有点神学的渊源，指不容抗拒的统治以及对法律规定，禁止之事的特免，特许。于是在这些文章里C先生揭露霸权的凶恶本质，拆解人们盲目接受的概念，如“民主”，如“竞争”。

  在为《危言》撰稿之余，C先生还写了一些人情味也许更重的札记，他将它们汇集，取名《随札》，谈到的话题包括父亲的遗存物、“粉丝”来信等。这些文字虽然未收入《危言》，却有不少草蛇灰线与之接续、呼应。例如第一篇《一个梦》与《危言》末篇《身后之事》衔接，讲述C先生梦到自己在弥留之际有一位年轻女子相伴。第六篇《政治的喧嚣与骚动》、第二十三篇《巴赫》和第二十四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与《危言》中的《论恐怖主义》（第五篇）、《论音乐》（第二十七篇）和《论小说的说服力》（第三十篇）大致对应。

  《随札》中的隐喻甚至大大强化了《危言》的论说。最出彩的一篇是《户外的鸟儿》，主角是一只拟人化的黑背钟鹊。他贪婪残暴，神态不可一世，是同类中的大王，有一批献媚取宠的妻妾。他要求处处得到充分的尊重，不时发出威胁：“你敢嗤笑我，我就跟你没完。”黑背钟鹊常见于悉尼一带，有时会对人类发起恐怖袭击，在英文里又叫“butCherbird”（直译为“屠夫鸟”，即中国人说的“伯劳”），是虐俘的好手，每有捕获，就把猎物穿挂在带剌的枝头撕食。我们可以从《凶年纪事》英文原版护封上的照片一睹这凶鸟的尊颜。它正在展翅，喙长，微张，尖端钩曲，如同猛禽，爪利而强健。这只尚武凶恣的“屠夫鸟”点出了小说的题旨，它像黑色隐形轰炸机＿般腾空而起，开始在并不属于它的地方播撒死亡。文中与这只黑背钟鹊唱双簧的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把公共绿地视为私产，还说：“这是自由世界。”

  如果上栏是政论和随感集，那么中下两栏相当于一篇由两位当事人分头讲述的中篇小说。中栏取C先生的视角。一天他在塔楼的洗衣房里见到一位少妇，以为是天仙下凡，浑身掠过一阵“形而上的痛感”，不能自持。一周后他又巧遇安雅，情意依然殷切，攀谈中得知她正待聘，于是出高价请她整理手稿并输入自己录音下来的文字。从此《危言》与《随札》的写作、定稿就与发生在C先生、安雅以及她的同居男友艾伦之间的故事同步进行。作为投资顾问兼股票掮客，艾伦是时代骄子，美国版本的保守派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观点上处处与C先生相左。库切安排艾伦享用塔楼顶层最昂贵的公寓，有意使他与住在塔楼一层的老派人文知识分子C先生形成鲜明的对比。安雅接触了作家和他不合时俗的文字后，与艾伦产生疏远感。她不仅仅是打字员，还经常就文稿提出批评意见，实际上也参与了写作。C先生书稿告竣，请他们晚餐以表达谢意，艾伦对主人出言不逊，安雅不能容忍他的行为，离他而去，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中栏在三栏中篇幅最短，最后部分是安雅收到德文版《危言》后发给C先生的一份电子邮件，它起到中下栏接榫的作用，写得很长，亲切感人。下栏是安雅讲的故事，语言不避俚俗，相当刺激。它与《危言》第六篇同时登场，给i卖者一种滞后的感觉，毕竟《危言》的文稿是在完成数篇后才交安雅输入的。下栏的记述也起始于洗衣房的邂逅，与中栏互补，在细节上有少许耐人寻味的差异，比如提到一些C先生不会主动交代的言谈举止，暗示他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叙事者。这一栏还有艾伦贬斥、反驳C先生的文字，价值观上代表了《危言》的对立面。结尾又呼应了《危言》末篇与《随札》头篇：安雅表示，如果C先生病危，她会飞到悉尼，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鼓励他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登上冥河的木筏。然后她将遵照C先生的遗愿安排后事。作者在谋篇布局上很用心思，暗设了首尾相接的常山之阵。

  如果读者记忆力超强，《凶年纪事》也可以一页一页地读下来而不致产生破碎之感。对常人而言，一栏一栏地通读效果可能更好。这意味小说读毕，全书已翻阅三遍。新颖的排版方式造成阅读不便，难道这种形式实验体现了巴赫金所谓的共时性“杂语”，或有助于产生间离效果和片断式时空感？小说上栏的短文完全可以单独出一本文集，在书店的非小说类上架。将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文字用分栏线隔成片断，而且还置于一个不似爱情而又胜似爱情的故事框架之内，作者可能有多层用意。

  我们先来谈谈书名。

  《凶年纪事》的题目立即让人想到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1722年），仿佛要给读者留一条寻踪追源的线索，库切在书中两次提到笛福。几十年来，库切不断与笛福对话、缠斗，并在此过程中探I寸叙事艺术，甚至即问自己的文化认同。他1986年的小、兑《福》的主角是笛福蚓时代一位叫苏珊·巴顿的女性，由她讲述的故事糅合了《鲁滨逊漂流记》和《罗克珊娜》等作品中的内容与笛福的生平事迹，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欧美的“重写经典”的杰作。，库切在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晦涩难解，与该奖历史上同类的应景之作绝少共同之处。题为“他和他的人’的致答谢词蕴蓄了从容自信的反抗能量：鲁滨逊，这位笛福笔下的人物，现在反客为主，居高临下地阅读笛福的生平与写作，并想拿起笔来安排他的命运。他与笛福是奴隶与主人，还是双胞胎，甚至仇敌？假如《瘟疫年纪事》是《凶年纪事》的背景，那么读者立即联想到一场扩散性的灾难，笛福这部作品也混杂了数种文类，讲的是1664年至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鼠疫。虚虚实实的叙述者“H。F”记载了它的发生、蔓延和可怕的后果库切是不是要通过《凶年纪事》暗示，有一种病毒正在迅速传播？

  《危言》第十五篇《关于禽流感》就是对新病毒的讨论。C先生有此怪论：病毒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它能寻找适应病毒的温血动物宿主，不断复制和繁衍。它将长期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息，而且总是走在科学研究的前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的理性未见得是它的对手。C先生更关心的不是自然灾害。禽流感或许只是一种隐喻，它指向人祸与意识形态之祸，指向美国的反恐战争及其遗害。

  《危言》写作时间标明是2005年明12日，亦即“9·11”事件整整四年之后。新的一年又是凶年。2005年12月6日，澳大利亚随美英两国通过反恐新安全法，很多公民权利被无限期中止。作者C先生准备在这个国家定居，对它自然会有一种道德上的期望。他写道，澳大利亚人既直率又含蓄，深得他喜爱，但是使他担忧的是这个国家在梦游中与美国越走越近。他在《随札》第六篇《政治的喧嚣与骚动》中披露，新法案实行不久，他受邀去堪培拉国家图书馆朗读作品，结果他选用了《等待野蛮人》。2004年以来美军在巴格达市郊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虐囚的照片不断让世界震惊，那些精心设计的虐待方式与《等待野蛮人》中的酷刑出奇地相似。何为野蛮？这是库切从他的创作生涯初期就不断提出的问题。他曾把野蛮界说为“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之乐”。南非早期的殖民者称当地居民为野蛮人，但这些殖民者“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之乐”，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野蛮人。那天C先生在朗读前就安全问题发表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揭示了虐囚乃至整个反恐战争背后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实质：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所有这一切［指随心所欲地处置嫌犯都是真实的，甚至还要过分这一切都是在所谓反恐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我曾想，这些人设计出能让真正的法律准则失效的法律，准是道德上的野蛮人。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倒是社会先驱，走在时代的前面。

  当时有名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报道了这则新闻以及C先生的感言，但是记者没有引用这些分量最重的文字，C先生失望地猜测，记者可能担心受到“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这个插曲有案可稽。2007年8月25日晚，为配合《凶年纪事》澳大利亚版的即将发行，墨尔本作家节邀请库切朗读新作。当时霍华德政府追随美英的政策在国内声名狼藉，新安全法的锋刃也略微卷曲，《凶年纪事》的出版又成为反战人士发出抗议之声的机会。当天的《澳大利亚人报》在评论库切这本新作时弥补过失，转载了上面那段引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小说中有些素材直接取自库切的经历，如果再考虑到书中不少主张（如动物权利）是库切的一贯立场，我们可以放心地视C先生为库切的替身或第二个自我。然而作者—方面鼓励读者这样推断，—方面又让C先生戴了小说＾物的面具行文说话。这恐怕就与第二个结论即小说的政治性相关。这部作品20（）8年1月登陆美国，《纽约书评》早在2007年月就转载英文版原书前l顷，这是该刊的反伊战立场使然。《凶年纪事》的接受过程证明它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有了“贾雨村言”的名义，就不致引起太多的麻烦。

  《危言》英文原名为“strongopinions”，译为“危言”是神来之笔。“危”在中文里有“直”的意思，危言即直言，刚直的言论，如“盛世危言”，颜师古为《汉书·贾捐之传》中的“危言”作注时还添了一笔：“言出而身危，故日危言，”库切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居留美国时曾参加抗议越战的游行，不料被有关部门录在案。对外松内紧的“管理型国家”库切深怀戒惧，反恐法出台后尤甚，，他将所有嗤笑黑背钟鹊和风头鹦鹉的言论置于小说的框架之内，甚至用排版来强调这些文字无非是破碎的残片，或许是担心“言出而身危”，担心妻妾成群的钟鹊大王跟他没完。因此我们需要说明，以下言论纯属虚构，而且本来是不连贯的，转述也许无异于扭曲。

  我们不妨来看看“危言”究竞怎么个“危”法。C先生从BB（：（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得知，很多恐怖袭击只是孤立的事件，它们之间没有协调，也不是由一个中央组织策划，他因此作出结论：“基地组织”只是一个予人方便的神话，凡事扯上了它，莫须有即成为必定有；以往战争中的英勇行为赢得对手的尊敬，近儿十年来则不然，敌方军事上的勇敢行为被说成是“漠视生命”或“东方人的宿命观”；托尼·布莱尔是“华盛顿主子手里不知疲倦的耍猴”；某些东欧国家现在依旧昕命于外国势力，持不同政见者被禁口，民众示威则被弹压；任何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在完全不对称的战争里，面对强过自己无数倍的军事对手，“那些人除了绝望而孤注一掷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还能有什么方法来拯救自己的尊严呢？”C先生还对哈罗德·品特致意。品特因病未能出席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他在预先录制的演讲里把布莱尔称作应受审判的战犯。C先生赞赏地写道，品特射出了第一枪，并挺起腰杆面对回击，也许他的行为有点鲁莽，他将为此受到奚落，但是他绝非懦夫，他的义愤和耻辱感如此之深，已顾不上体面和审慎：“他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发言。”

  上面的文字有点像品特式的大胆发言，但是总体上C先生另有风格，他喜爱蒙田，长于说理分析，口气文雅克制，而且拥有对付黑背钟鹊（以及任何恶魔）的利器：嘲讽讥笑。称他为怀疑主义者也许更加贴切：他怀疑国家的观念，怀疑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政治，怀疑概率论和数字所代表的理性世界和普遍原则，怀疑开明人士的想当然之事。一旦怀疑的精神压倒了行动的决心，他就想自我放逐，沉入内心的古井，不起一丝波纹。

  不能否认，上栏的文章涉及面太广形不成辐辏之势。但也不尽然一如《危言》第二十八、二十九两篇是关于旅游和英语习惯用法的新趋向。C先生也许受美国诗人庞德的影响，曾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买r第二居所。他在《关于旅游》—文中提到，庞德沉迷于12世纪处于巅峰状态的普罗旺斯文化，走访了图卢兹与贝济耶之间一个个古老的城镇和乡村，以图亲身感受行吟诗人生活过的地方。C先生自己则骑自行车从弗瓦到拉维拉尼特追寻庞德的足迹。然而现在旅游的性质已彻底改变。下一篇的话题转到当代英语新用法。C先生把有些词组的频繁出现归结于语言的退化：“乱糟糟的语言行为要追溯到乱糟糟的思想，是思想的混乱导致了语言的混乱。”早在八十年前，庞德就呼吁“被人小看的文人学士”做好文字的看护。他在长文《如何i；习读》中满怀焦灼地写道，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如果我们片j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失灵了如果以词指物的方式不再中用，“那么，社会和卟人的思想和秩序的整个机制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历史教训。”C先生对庞德的兴趣或许还有更深层但不必探究的原因。庞德曾经批判过建基在“高利贷”原则之上的经济结构，反面人物艾伦恐怕就是那—体制的杰出代表吧。

  《凶年纪事》贯穿了耻辱感（dishonor，shame）的主题。  以词指物的方式不再中用，正合讼师的愿望。在《危言》第十篇我们读到，美国政府雇用的律师区别（虐待，酷刑）与

  （强制）两词，公然为美军种种虐囚的恶行狡辩。这种无耻使语言与现实进一步脱节，C先生更无法摆脱他的耻辱感。

  品特的义愤和耻辱感很大程度上也与类似然而更严重的事例相关。2003年明底6月初，亦即英美入侵伊拉克两个多月以后，BBC：爆出猛料：据知情人透露，2002年明英国政府关于伊拉克生化武器的文件与事实不符，有人做了手脚，添油加醋，是为入侵伊拉克寻找借口。消息播出后英国政府大为恼怒。记者安德鲁·杰列根迫于压力，于7月9日供出了消息来源：参与联合国（多么乖顺好使的挡箭牌！）派往伊拉克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卫·凯利博士。于是这位英国国防部专家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7月18日，凯利博士在牛津郡的住处附近自杀。为了应对国内一片责难声，布莱尔政府立即委托赫顿勋爵领导一个委员会就凯利博士之死和政府是否在攻打伊拉克之前误导公众展开调查。2004年1月下旬报告出笼，它为政府巧妙卸责，批评新闻报道审核不严，直接导致两位主管辞职。这份报告确实把法律用语的机巧精致推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它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令无数英国人目瞪口呆，并在广大BBC雇员中激起公愤。被赫顿报告确认为自杀致死的凯利博士曾对一位英国外交官说，他向伊拉克人许诺过，如果他们认真配合就不会有战争。那位外交官问道：要是入侵了又怎么样呢？凯利博士回答：那我就大概会被发现死在林子里。我们也可以虚构一个小说人物来发问：凯利博士是不是出于良知自杀？武器核查鸡蛋里挑骨头，纯粹为了维持已经导致无数伊拉克人死亡的禁运，其目的与手段无不体现了“用法律杀人’（托克维尔语）的精髓。凯利博士洞悉内幕，深为自己国家的罪行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同谋感到耻辱，为举世屈从感到耻辱，断然以一死证明良知未灭。

  C先生引用狄摩西尼的名言：“奴隶怕痛，自由人最怕的是耻辱。”C先生自己并不以个人的荣辱为意，他想借此表示，某些人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罪行，假使该国民众还是自由人，他们都会感到耻辱；不义战争和虐囚丑闻使美国人乃至所有西方人深感耻辱，澳大利亚是美国人所说的“意愿的联盟”里奴性十足的可怜虫，澳大利亚人也难逃耻辱感的折磨。如何面对集体罪疚感，如何避免带着一双肮脏的手出席历史的审判，这是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必须提出来的问题。此时此刻，焚烧国旗、公开宣布痛恨领导人已经远远不够。C先生甚至猜测，已有美国人出于耻辱感生出“除凶之念”：“也许已经有施陶芬贝格计划了而相关的卷宗或许有望于未来的某个时候公之于众？”这位施陶芬贝格是二战时德国军官，曾密谋暗杀希特勒未果。C先生受辱感之深已能从这里暗含的比喻看得十分清楚。我们要记得，如此激烈的言语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

  库切通过《凶年纪事》表述的耻辱感与哲学家齐泽克在《伊拉克：借来的壶》（三联书店，2008年版，涂险峰译）中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齐泽克有惊人之语：这本由伊拉克战争切入的书并不是关于伊拉克，而是关于我们大家，凶为我们都身处“新秩序”以及相关联的一套话语模式之中。其实C先生描述的集体罪疚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经常产生然而又难以定位的那种情绪。当我们看到黑矿里的工人已经沦为奴隶（仅举一例），我们在气愤之余还为这事发生在中国感到深深的耻辱。

  《凶年纪事》里的安雅却说出了对立的想法。她读了《危言》的文稿不以为然，劝说C先生不要自寻烦恼。这时她还未能摆脱艾伦对她思想上的控制，搬出艾伦的歪理来开导他：“虐待、强奸、拷打，这都不是耻辱的理由：新的观念是，只要不是你的错儿，只要你不必为此负责，耻辱就不会落到你身上。可见，你一直都让自己毫无来由地背负着痛苦。”库切故意通过安雅之口来表达常人之见，并用欲擒故纵之法让她自己以行动来驳斥这一新观念。以个人经历来喻说当世大事，这是库切乐用的笔法。《幽暗之地》上篇《越南计划》的叙事者唐恩绑架乃至刺伤自己的儿子马丁据说是为了保护他。唐恩之于马丁就是美国之于越南。C先生向出版商交稿后请安雅与艾伦到寓所用餐，席上的交谈带来了小说的高潮。艾伦酒喝多了，或者是他借酒使性，故意在C先生面前倨傲无礼。他明知C先生的名字为约翰，偏偏将英文，John发音为西班牙文Juan（胡安），还问他有什么“想法”，原文用的是，意指正式的提议，也可以理解为厚脸皮的求欢。C先生不解其意，还问了一句：“Proposition？”艾伦屡屡在安雅面前取笑C先生想亲近她，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用这样的语言，是想当着安雅的面羞辱C先生，安雅一听就明白。艾伦施辱于老作家，若无其事，继续发表他的长篇大论。艾伦的举动使安雅震骇并大怒，她在旁劝阻无效，当即决定与他分手。她的出走是对所谓有关耻辱的“新观念”的无声的否定：她不必对这事负责，不必为艾伦的无耻感到羞耻，但是她做不到。当一个国家的行为如同艾伦一般，那就不能仅仅追究几个低级别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所有人都应该有耻辱感，都应该像安雅那样，为了挽回名誉作出反应。

  四

  安雅并不掩饰她对《危言》的失望，对她而言，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之类的名字实在太枯燥了。其实《危言》对她有潜在的影响，她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不然她为什么从心底里仰慕C先生以及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呢？当初她爱上艾伦，佩服他身上那股拼命的干劲，听他夸夸其谈也总是点头称是，并相信是他那样的人在推动世界。随着她不断接触C先生的文字，她悄悄发生了变化，不知不觉间竞感到C先生仿佛插在了她和艾伦中间。“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使得她格外可爱。她在致C先生信上发问：“你对我影响过甚？我觉得你压根儿没产生什么影响，我意思并不是要把事情往反里说。”这问题本来是艾伦提出来的，他的感觉并不错：是C先生唤醒了安雅身上的潜质。安雅倦于投票选举总理，她模糊的不满不是已经由C先生在《论国家的起源》和《论民主》两篇文章里透彻清晰地表述了吗？可以想象她在输入那些文字时如何会心一笑。最终她对C先生是心怀感激的，若不是他的缘故，她仍然会与艾伦这等俗物在一起。

  但是《凶年纪事》好又好在安雅的叙述不是对《危言》、《随札》和C先生故事的简单补充和陪衬。库切把自己的政见与一个感人的故事互相交织渗透，并在排版上别出心裁，也不完全是为了自我保护的目的。艾略特在评论英国17世纪诗人马韦尔时说过，马韦尔的才智表现为一种不断审视、批评自己经验的能力。库切晗恰具备这种才智。他意识到可能存在不同的视角，因而有必要与自己保持一点小小的距离，以保证自我怀疑之光不致熄灭。C先生没有被描绘成英雄C安雅留意到他房问墙上挂着一张证书（从细节上看不是诺贝尔奖证书，不然对该奖失敬），读者暗笑，原来C先生也有虚荣心，生怕别人不知他的来头。不过，这位略有瑕疵的老者不乏自知之明，能够自嘲自贬。德国出版社与他接洽，正中他下怀，他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在文章里公然发泄不满，报复这个与他的梦想不符的世界。他的文章为公为私，读者自会明断。不过这么＿点自我剖析恰恰表明他能够与自己分身，取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因而情感炽烈（或情绪激烈）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丝冷静，不会一心一意地美化、拔高自己的动机。艾伦与他相反，深陷于他那套“真理”而不自知，从来没有反省的时刻。安雅的思路带来一种平衡。也许正是她的劝说使C先生没有沉溺于“我控诉”式的愤怒，使他能用克制、嘲讽的u气写出像《户外的鸟儿》那样的文字来。安雅深以为政治就同空气与污染一样，躲不掉也改变不了，只能学会与之共存。这是她对亚里士多德人之定义的改写。C先生不一定赞间她的观点，但是库切让读者听到了她声音中合理的成分。她最想要读的是人性与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有比品特所说的履行公民的职责更重要的使命。她不带恶意地对C先生抱怨，即使我们身处黑暗时代，也不必爬到肥皂箱上做鼓动家：

  有一种腔调——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最贴切——就是那种真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的腔调。好像什么都知道。说什么都是那么尖刻而又干涩：我就是掌握所有答案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别来跟我争辩，你不会有结果的。

  在她与艾伦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艾伦就是用这种腔调驰骋其辞。《危言》与《随札》的文章没有艾伦的腔调，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探寻与怀疑的精神。但是安雅这一席话也是对C先生的忠告。C先生的观点与艾伦针锋相对，但是如果他们风格相同，那么他们之间真正的差别就不像想象中那么巨大了。库切使她的视角与C先生的视角同等有效，两者形成对话的关系。当安雅与C先生谈到棉兰老岛和巴厘岛伊斯兰团的时候，谈到穆斯林的圣战与基督教徒的善恶大决战（“哈米吉多顿”）的时候，他们的讨论是开放性的，就像笛福会在《瘟疫年纪事》并列数种应对鼠疫的方案。安雅对整部作品的贡献其实并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微不足道。奇妙的是经过她一番淬火处理，上栏那些文章在硬度和权威性上却有增无减。

  五

  在库切的所有作品里，安雅是最令人难忘的女性之一。她生性慷慨，打扮上休闲而自信，爱在男性面前显摆她的身材，并不在乎他们生出绮思淫念，也许不逾规矩的撩逗是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美事。由于她原先职业（“迎宾接待”）的缘故，她熟谙男性的弱点，捕捉起他们意识深处最隐蔽的肮脏意念来不留一点情面。她读书少，常识多，遇事讲究实际，干脆利落。她说，任何人做C先生的妻子，都首先会让牙医把他那口牙齿嘁里喀喳修理一番。她拿得起，放得下，与法国男友和艾伦分手，都是说走便走，不会抛下一滴感伤的泪。但是她对C先生却是放不下心来，或许人世问很多不能用“爱情”和“友谊”来概括的关系同样是小I兑家可以施展本领的地方。

  那个宁静的春日，她穿着宽松的番茄红直筒裙飘进塔楼洗衣房，简直就像波德莱尔《美丽的船》一诗中那位“懒洋洋的魔女”，“穿着宽大的裙鼓风而来”，踢起的裙边“折磨着暗中的情欲”（郭宏安译文）。蜷缩在墙角椅子上的C先生眼睛一亮，冲着她的青春与活力生出令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的渴望来。这是一位肌肉控制已经失灵的老者在为自己的性爱拉上帷幕前最后一次虚弱而绵长的犹豫。C先生“发乎情，止乎礼”。初见安雅时，他心痒难挠，言语与举止都有点失当。后来安雅进他公寓工作，他反而自敛自重，像个绅士，行为无可挑剔。至于有无意淫，那又当别论。库切近年的作品经常涉及一个受忽略而且常人难以启齿的主题：老人与性。他把那种暖昧的冲动和迟疑的压抑拿捏得恰到好处。安雅好为悦己者容，得体地给予他遐想的满足，但是并不过分纵容，始终没有像伊丽莎白那样为了给老人菲利普一点“幸福”而出格。…下栏结尾处她想到如何安排C先生的后事。她会把他为数可观的财产按照死者遗愿全部捐给动物康复中心，这倒是没有提及，因为做起来并不费力，而且再粗心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大事遗忘。她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费功夫的：要把这位孤老房问里可能存放的色情碟片找出来扔到垃圾桶里，省得别人说三道四。这位硬娘子有一颗如此体贴周到的心。

  这种极富人情味的细心在安雅身上也是习惯性的善意，一直体现在她与C先生的交往之中。艾伦让她乘着收拾房间的机会检查一下老头子是不是把钱塞到鞋盒子里去了，下面是他们的对话：是用绳子扎住的鞋盒？我问。用绳子扎的或是用橡皮筋扎的，艾伦说。艾伦从来都不会意识到我是在取笑他。真是个傻瓜。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偷他的钱呢？这不叫偷，艾伦说，如果他死了那就不叫偷。

  后来安雅还真告诉他，自己去检查过鞋盒子一只有一只，她“只是要确认—下”。出于什么目的，她就放心地任大家猜测。自以为聪明的艾伦缺乏幽默感，更不知反讽为何物，要他理解“确认—下”的原因，恐怕是难为他了。安雅只是要确切知道老人并没有把钱胡乱塞到盒子里，然后又忘得干干净净。这种善意已经超出了艾伦借以认识并解释世界的一整套自私话语。幸好安雅说话的时候对两人之间是否存在默契已不大在意。写到安雅的诚实，库切几乎不落笔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欧阳修说：“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宣扬“好人好事”，就是不懂何为“君子之常”。

  艾伦这么一个当代英雄式的人物是在男童收容站长大的，可见他的经历是自我奋斗的成功例子。他住在塔楼的顶层，又有一个让所有男人都艳羡不已的女友，足可以傲视群雄了。他相信市场经济的硬道理，脑子里备好了种种高妙的理论来为自私的行为辩解。他自以为把世界看得透而又透，笑称德国和法国为“老欧洲”，透出一股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式的傲气。他把间谍软件拷到C先生电脑上，对他实行远程监控，甚至动起挪用他存款的念头来。他的一切算计都是以钱为中心。如果C先生真的向安雅求婚，那就正合他的意思（proposition的动词形式propose可作“求婚”解），那样他就可以与安雅合谋顺理成章地占有他全部财产。这个懂得高科技的职业骗子把自己那一行与作家相比：两种行当都靠贮存在大脑里的资源吃饭，只是作家更可怜一些，把头脑里的情节故事落实到纸上还需要经年累月的功夫，他那一行就不一样，拍拍脑瓜，打个响指，钱就哗哗来了！

  六

  《凶年纪事》中多政治，但也是“为文学一辩”式的著作。将文学与政治断然分割开来总是不妥的。文学即人学，永远涉及“应该怎么生活”这个折磨晚期托尔斯泰灵魂的问题（见《随札》第十三篇《写作生涯》）。C先生并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将作家视为“未经认可的立法者”，他戏称作家无非只是“娱乐业中不太炫目的那部分的一员”，但是艾伦之类不免小看了文学的力量。C先生写道：这些信息行家忘了诗与诗意，那里面的文辞可能与词典上的解释大相径庭，那里隐喻的火花是永远超越解码功能的，还有，那里面有着永远无法预测的阅读的可能性。

  “解码”出自“信息行家”艾伦之口倒也自然，可叹的是它近数十年来也变为文学理论界偏爱的行话。库切本人多年研究、教援英语文学，他对20世纪的文学批评却是不大恭维的。《危言》与《随札》中有好几篇关于文学的短评。C先生为文学一辩，为经典一辩，尤其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辩。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连篇累牍的研究无非要证明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修辞学的高手，讲故事的专家，有本事让读者浑然不觉地落入他的圈套。他们以为如果能把这些技巧一一归类、解码，那么他们就掌握打开文学奥秘的钥匙了。稍后，罗兰，巴尔特和福柯的一系列关于作者的说法也是跳不出修辞的窠臼。C先生不敢苟同所有独重形式和修辞的文学理论。他写道，这些理论界的大师红过一阵后还是如过眼烟云，丝毫撼动不了托尔斯泰的权威。C先生相信经典，相信经典里人道的理念和渗透了人性的故事。在《随札》最后一篇，C先生讲到自己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时竟然抽泣起来。他感谢‘‘俄罗斯母亲”对人类的贡献，正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为后世确立了检验作品的试金石。以他们的标准要求自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唯其如此，才有望成为出色的艺术家：

  这里“更出色”的意思并非指技巧，而是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他们消除了你污秽的借口；他们廓清了你的视线；他们强健了你的臂膀。

  我倒希望C先生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

  陆建德

  “在瑙拉郊外的马路边上，那只狐狸的尸体半掩在草丛里，那是一只雌狐狸，她的眼珠被啄出来了暗淡无光的毛皮被夜间的雨水淋得粘在身上。真是太不相称了，那只精致的小狐狸会这样说。”这是JC留存在脑子里的幻象。怎么会想起从前不知怎么就摄入记忆的一幕呢，我知道这是一个隐喻，一个琢磨不透的隐喻。面对活泼、甜美的安雅，JC已是绮梦连连挥之不去，这位有名望的老作家跟一个时尚女孩搞在一起确是太不相称了。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凶年纪事》中这个插入的片断，那只被啄出眼珠的雌狐狸指什么呢？好像总是有人琢磨着改造词与物的关系，甚至颠覆世道人心，翻译—本书也许是文本细读的最佳方式。我在库切这本书里转悠了四五个月，在词语的密林中蹀躞往来，迎着话语迷雾晕头转向地走入小径分岔的花园……

  ◎

  JM库切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创造力的文体家。早在1974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就采用了两个不同文本并列而述的叙事方式：一边是越战时期为美国政府编制心理战计划的智库学者，一边是18世纪深入非洲腹地探险的布尔人。陆建德先生在为该书中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撰写的序言中详尽分析了二者“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的妙谛，看似毫不搭界的两个故事在某种意识形态上串起了一部文明人的野蛮史。这种跳开叙事逻辑的主题建构有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设，那就是赖以阅读接受过程的思维联系。库切也许不在乎有多少读者能够走进他的作品，他关心的是自己采用的叙述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调动主体间性的交互与渗透。现在，《凶年纪事》里又出现了一种更为奇特的文本拼镶，小说的一多半篇幅竟由五十多篇杂文（政论、随笔，或是吉光片羽的箴言札记）占据，而人物与情节被挤到了一边一一可称之狭义的小说文本则是两篇从不同视角讲述的同一个故事，分别出自老作家JC和女打字员安雅的叙述。当然，严格说来那些置于书页上栏的杂文是整个叙述的插入性文本，也即博尔赫斯所称“书中之书”，那是JC撰写的书稿。可是换个角度看，JC和安雅的故事也不妨视为那些书稿的附注。不管怎么说，库切是先将整个作品“一分为二”（论述／叙事），而叙事部分又从两下说起，并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是各说各话，利用文本间性去扩展、衍生，拉开叙述空间。

  《凶年纪事》是2007年秋季出版的新作，大西洋两岸评论界和众多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问给予了高度关注。库切本人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可是本世纪以来的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就数他动静最大。当然，人们对他这部新作褒贬不一，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评价。褒扬者称其继承一贯的创新思维与娴熟笔法，体现了“文学作品所能体现当下生活的最高境界；至于书中从上到下分列三栏的“脚手架式”的构造更让他们啧啧称奇。而贬抑者则认为作者故弄玄虚，比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批评文章认为，这种写法不啻是挑战人们的阅读习惯——“就像老虎伍兹六十五杆就可以解决的—局，却用了—百六十五杆，其间充满了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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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确有许多“令人费解的拐弯抹角”。譬如，作家JC是否就是库切本人，全书翻译到一大半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对这部作品性质的认定，如果JC真就是作家本人，那么这是一部自述性作品，也就成了“非虚构作品”。

  JC是库切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书中这位自非洲移居澳大利亚的老作家跟库切本人几乎有着相同的境况。从许多细节上看也如出一辙，例如他用英语写作而英语又不是他的母语（库切出生于南非荷兰人家庭），他不吃鹌鹑（库切是素食主义者），等等；还有，安雅在JC卧室墙上看到的镜框似乎暗示那就是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证书。但是，有一个重要细节却大有出入，书中明确写到JC的年龄是七十二岁，而生于1940年的库切显然不够这岁数。我想，库切是故意搞出这个明显不合榫的身份标志，让读者别把他当作书里的JC。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故施“疑似”手法，把书里的人物往自己身上扯呢，显然他又不愿意人家忘记他与JC身份重合的关系。库切在叙述人称上故布疑阵并非惟此一例，《男孩》、《青春》里边也是拐了一个弯儿，那两部自传体小说偏偏撇开了同类作品通常采用的第—人称叙述。他写自己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出场的却是第三人称的‘他”，完全是将自己作为他者来观照，这让人想世恺撒《高卢战记》中的叙述口气。

  与《男孩》、《青春》中的“他”有所不同，JC可以说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此人无疑又是库切的替身。找这样一个替身出场自是文学虚构的需要，大抵可让作家省去许多麻烦（省得让读者把许多细节描述视为作家本人的隐私）。可是，有必要这样兜一个圈子吗？我译完“脚手架”最上边那些杂文随感后（那可占了全书一大半体量）。心里突然想到：这部作品既然有着匡时济世的大目标，何不干脆直接出版一本言论｝生著作，而要如此大费周章做成嵌套在小说里的书中书呢？不能否认，这两套文本（论述／叙事）之间有着十分有趣的互涉关系。不过有—点可以肯定，JC作为替身也就成了那部名为“危言”的书稿的作者，如果看看《危言》中那些矫枉过正甚至有些怒不可遏的政论文字，我们不难理解库切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镜中的替身。在库切看来，伊拉克战争以后整个世界是恶人当道，西方社会主流话语里边全是利益至上的冷血的理性主义，而布什政府编织的反恐神话更是助长了世俗浅薄的道德感。所以，库切要对当下生活发言，要挑战那些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准则。JC雇用安雅时提到，那家德国出版社向他约稿时就明说了书中“谈论的问题争议越大越好”。JC呢，巴不得有这种机会：“这是一个向公众抒发愤懑的机会，一种实施报复的魔法——报复这个与我的梦想背道而驰的世界。”这念头包藏着一种极端的思路。这是JC的想法还是库切的想法呢？

  这有点捅马蜂窝的意思，让JC出马比较稳妥。

  ◎

  JC的书稿也是“一分为二”。前边《危言》这部分是出版社的约稿，先看这部分。

  《危言》中多半是一些大的话题，如国家、人权、政党、恐怖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打头的《论国家起源》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篇章，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似乎在黑泽明电影《七武士》里找到了形象的阐释——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无非是人们为了规避战争与内乱而达成的契约，在这里武装掠夺和保境安民可视为同一事实的两种话语方式。当然这番神话原型式的解读并非本文的重点，JC要说的是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依托武力的权力实体，先民因禳祸消灾而臣服于国家的故事代代相沿，终于铸成对生存与死亡进行严格管理的公民法典。想到我们生而就属于国家，生来就是臣民，这事晴容不得半点选择的权利，一股愤愤不平的怨恨暗自而生。这个充满无奈的命题揭橥了个人自由失落的根源，可以说是对国家强权和国家意识形态最深刻的究诘。不幸的是“国家决不会具有多元意向”，JC进而论证后王权时代所谓的民主也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轨迹，非A即B的选项而已。JC在若干篇章里都表明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生而负轭”的命运怀着一腔愤懑，对于甘于奴役的人们就像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并非像鲁迅那样对于被奴役者的反抗寄以希望与憧憬，民主也好，革命也好，在他眼里都难以抹去专制的底色，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面对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格局，JC提醒我们也许只能更多地考虑个体站位。在《论无政府主义》一篇中他向读者指出，在“甘于奴役”与“揭竿而起”之间尚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归隐内心，自我放逐”。JC（或是库切）自己并没有逃避现实，可是他（他或他的人）清醒地看到个人的自由仅仅在于尚有疏离社会的选择。

  关于“恐怖主义”以及与“反恐战争”有关的话题是《危言》切入现实的路径，如《论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论基地组织》等篇，在抨击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的同时，对以反恐为由限制公民权利、封杀新闻自由的国家行为提出强烈谴责。不过，这些并不只是一种时政评论，因为它往往上升到某种根本性的思考，在JC看来，所渭不对称的战争游戏规则实质上表明这是一场国家针对个人的战争。

  在《论制导系统》一篇中，JC对于人体炸弹的同情性言论更是惊世骇俗。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自杀性袭击早已被世俗舆论定义为恐怖活动，但是JC却宁愿将其视为弱势一方因制导技术窳陋而采用的战术手段，从而归结为某种绝望的反抗（这让人想到鲁迅的命题）。对于自杀性引爆行为以往确实存在道德评价的困惑，文章提醒我们：通常在战争中，尽管军官们出于良知一般不会强令士兵带着爆炸物冲入敌阵去作自杀性引爆，但士兵们若有这种自发性行动却总是被誉为英雄壮举（中国读者会想到董存瑞）。JC抓住这里的伦理悖谬将如今已是为人不耻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甚而不惮忌讳地表示对那些牺牲者的同情与尊敬一面对美国与以色列的制导技术优势，“那些人除了绝望而孤注一掷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还能有什么方法来拯救自己的尊严呢？”这里，故意混淆了战场与战场之外、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的区别。真的有什么区别吗？换个角度想想，沦于他人之手的伊拉克和加沙地带本来就是杀戮之地。

  所谓“政治正确”是这里存心要触犯的一大禁忌。“9·11”后的几年间，美国在领导“反恐战争”的同时，成功地控制了国际舆论乃至街谈巷议的话语导向，其国家意志几乎成了普世的价值标准——可怕的不仅是“国家”，更有全社会的“道德监察”，所有这些正是库切和他的JC要反击的目标。在《危言》的大部分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西塞罗式的有板有眼的雄辩之风，可是也间或闪过某种激愤的煽惑性言论。如《论国家的耻辱》说到西方反战人士在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抗议活动，认为那并不能解决问题，故而“很难相信某些美国人心里竟未产生除凶之念……也许已经有了施陶芬贝格计划了”。这番言论像是在煽动行刺小布什，显出一种捶胸顿足的发泄意味。还有《论诅咒》，干脆搬出古希腊神庙的诅咒牌对小布什大发詈辞。

  故作偏颇是一种言语策略。可是这种尖刻让安雅受不了，当JC说起“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什么的，她可不觉得真是这样。她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不想什么事JL都让政治给扭曲了C有时我在想，让人们趋附主流社会的向心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然而，库切和他的JC在拷问这个“出了问题的世界”时，越来越多引向终极思考的问题竟以令人备感困惑的方式开启了思想的闸门。那些旁逸欹出的思路缠上了宇宙的诸多奥秘，让人想到了理性主义的悖谬，想到人类后知后觉的隐喻关系，想到那个永远也无法获得的（N＋1）……《关于禽流感》、《芝诺悖论》、《论概率》那几篇正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质疑。试图从认识论的基点上颠覆普世的理性法则。如《芝诺悖论》就说到，既然博尔赫斯笔下的富内斯能够别出心裁地自创语言和计算方法，那么谁能说万物之间只存在一种法则呢？“博尔赫斯神秘的康德式寓言特别强调地向我们揭示，我们所掌握的所谓普世的法则也许在世间根本就不存在，而只存在于我们思想的范式之中。”而这“思想的范式”，说到底也许只是我们“在自己的洞穴壁上涂鸦”而已。  ◎

  安雅一直希望JC写点有人性意趣的小故事，写写板球，写写公园里的鸟儿什么的。JC果真写了一些没有收入《危言》的随札漫语，这部分文稿就叫《随札》。跟《危言》里那些关注人类和世界大事的篇什不同，现在写的是私人范围的事儿，或是身边的生活。扔开安雅所说的那些“政治的宏辞阔论”，情感的东西就浮现了’文章变得更优雅更好看了。譬如，他写自己的梦，一个身外之我看着我在死去……这让他想到欧律狄刻的故事，满纸皆是晚境的孤独凄凉。他写一位洛桑女人发来的电子邮件，就像自己小说里写的那些不安的灵魂，这“粉丝”也带着一个骚动不安的灵魂找上门了C他写到自己的父亲，记忆全在一个小小的纸板箱里，那是他父亲二战时随南非军队驻扎埃及和意大利期间留下的一些纪念品（这儿让我想起以前翻译《男孩》第五章约翰翻看父亲相册那个片断）。现在他成了这个引人哀怜的小纸箱的监护人，心里在想，“我走了以后谁会来保存这些东西呢？以后它们怎么办呢？这些念头一直在我心里扰动着。”简单的言辞里边有着感人的力量，这跟《男孩》结尾的语式太像了一一“他脑子里怎么会一直盘桓在这些事情上，所有那些书，那些人，所有那些故事？如果他都记不起来了，谁还记得？”少年的自负终而变成晚境的忧虑。相似的语句也出现在另一篇里，他回想自己曾在法国朗格多克乡村住过的那所房子，“如今我不再去那儿照看那所房子了，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是那些东西和那房子在记忆中渐行渐远，还是某种失落突如其来？

  JC也在反思自己的写作，从安雅的反应中老头儿意识到自己与大众阅读的距离太远了’不仅是思想的落差，不仅是代沟，还有对于生活的态度。看来《随札》里的文章多少有一种自我反拨的意思，至少要平衡—下《危言》里那些仗义执言而显得硬邦邦的东西。在《公众情绪》一篇中，他检讨说“艺术在我手里总是一种另类的表达，甚至以脱离大众为荣”，蓦然问好像意识到何苦将人生看得太透，有时真的不妨以和光同尘的态度让自己沉浸于公众的欢悦。这里无疑触及一个更为本质的悖谬：脱俗的境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撇开世俗的喜乐悲哀？他想起那幅广为人知的—对男女青年在巴黎街头接吻的图片，在《吻》那篇里记下了也让自己长留心怀的爱意。看到窗口扑扇着翅膀的黑背钟鹊，他忍不住用意趣盎然的文字写了《户外的鸟儿》，不消说自由的诉求也完全可以采用日常的话语方式。《同情》是一篇寥寥几百字的短文，写邻居桑德斯太太想以削足适履的办法救助河床上被烈日炙烤的青蛙。一番闲言碎语的记叙，偏偏揭出人们对弱者的怜悯之中也有着难以抹去的“一丝洋洋自得的残忍”。把政治搁置一边，JC的笔触就更多地涉及人性与哲趣，《说厌倦》说的是一个犬儒主义的话题，不过完全是用日常经验描述人们如何接受那些招人厌烦的东西，他活了一辈子才明白人家是如何善于“耐着性子应付事儿。”在《关于既有思想》中，就“坏”与“更坏”的道德判断乃至法律量刑而言，他看出了推理的窘境，甚至“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譬如，“偷盗一百万美元要比偷盗一美元坏吗？那么，偷去的一美元如果是寡妇仅有的一点钱呢？”他由此想到，人们在给纳粹大屠杀定罪时，以“总体而论”的罪名中是否遮蔽了个体的生命价值？

  当然，在我看来最动人也最具意味的当属最后那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篇都是感伤而激荡人心的文字：“昨晚，我又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五章读了一遍，在这一章里，读到伊凡退回了通向上帝创造世界王国的门票，我发现自己抑止不住地抽噎起来……”译到这儿，我有些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总是冷眼直面人世的库切（不必拿JC作幌子了）真就为了伊凡对阿廖沙的一席话而哭了？是什么拨动了他内心深处也许早已锈蚀的泪弦？他的解释竟是那么简单：雄辩而悲恸的言辞。“伊凡的声音，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并非他的推理），就这样从头到脚掠过我全身。”当然，修辞背后是广袤阔大的思想空间，那儿翱翔着作为基督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颗超越自己信仰的灵魂一一这被库切视为一种“更高的伦理准则”。

  ◎

  本书叙事部分带有惝恍、悱恻的意味。JC在安雅身上找回了生命的爱欲，突然间又发觉自己内心的耻感，迷离之中欲说还休，情节忽而又挪开了……

  安雅怀疑JC是否真的了解这个世界，对于人世的看法她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有时，她与自己同居的男友艾伦讨论书稿里的一些问题，从艾伦嘴里我们更将明白JC是如何跟这个世界唱反调的。毫无疑问，倘若离开“脚手架”上层的言论部分，这部小说真是要逊色许多。书面的言论挪到生活中的口头表述往往容易变味儿，修辞逻辑的庄严之相在日常场景中可能就成了一捅就破的窗户纸，情境与文本参互交映自将衍生出剪不断理还乱的话语内涵，此中的互文关系正是语义转换的机杼C《随札》中有一篇《色欲人生》，说的是那个名叫朱拉的摄影师热衷性幻想的事儿，朱拉自称那是一种“理想的爱，诗意的爱，而不是性欲层面上的”。当然，这种绮念到了艾伦嘴里就成了“淫念”、“猥亵之念”。

  JC最初在洗衣房里遇见安雅的第一眼就有了那种念头，因而设法雇用了她。那是所谓柏拉图式的恋情么，好像又不是。安雅随时都能觉出男性异样的目光，可是她不介意JC对自己怀有绮念，甚至还想着“该为他打扮得漂亮些”，把那份靓丽存到他记忆中，让他每天都能做个好梦。在安雅眼里，JC是50年代英国电影里的老派人物，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却想把整个世界都扛在肩上。可是，若明若暗中总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影响着这个物质化的女孩，而这物质化的也是罗曼蒂克的女孩与老派绅士的多愁善感总能找到心灵相通之处。双方的感觉都很微妙，被质疑的理性在生命的多元意向中终而莫辨其踪。艾伦从安雅的言谈中发现问题了老家伙准是对她动了淫念，心里醋意恨意并相交加。在安雅为JC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彼此怀着隐秘的心曲都不想说破（安雅生气时剌了他—下），本来这“三岔口”式的心理哑剧可能还得继续演下去，而艾伦在JC为书稿竣事举办的聚会上借酒使性闹了一番，这下把三个人内心的东西都赤裸裸地摊了出来。

  艾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作为投资公司的经理人，他崇尚理性，好学而善于分析思考，具有如今成功人士的诸多特征。可是从骨子里说，或许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伊凡·卡拉玛佐夫。伊凡认为“伟大的理想家所追求的和谐并非为了那些笨鹅（按，陀氏原文中指‘千千万万的上帝子民’）”，因为“聪明人’早就看出面包和自由不能兼得的道理。艾伦呢，干脆就拜倒在“面包的旗帜”之下，所以他讥嘲JC“对人类天性的估量过于乐观”（就像伊凡的长诗中嘲笑耶稣过高估计了人性）。当然，伊凡虚拟的那个“宗教大法官”如今已实实在在地代之以国家、制度与法权，西方社会已经进化到艾伦所说的“现代型国家”和“管理型政府”，这让他相信在市场体制内所有的事情都能搞定。艾伦不像伊凡那么颓废，因为在艾伦眼里机会多多，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可以让“聪明人’玩于股掌之间的物质世界。艾伦脑瓜的确好使，利用安雅替老作家工作的机会，在她送去的光盘上塞入一个木马程序，借助这玩意儿可掌握JC电脑里所有的秘密。他发现JC的银行账户上有三百万美元，便想暗自挪用这笔钱去投资股市（他算过只消三年工夫就能挣出一百万）。当然，他有办法抹去电子交易的任何痕迹，也为一切突发事况留了后手。可是由于安雅坚决反对，这事儿没能干成。艾伦在JC的聚会上发飙，不光是对老头儿心怀醋意，安雅的搅局也让他窝了一肚子火。所以，他把自己差点做了隐名大盗的勾当也说出来了，不这么发泄。下心里实在不爽，干脆就像伊凡那样“把人生的酒杯往地上一摔”。

  艾伦当面对JC的一番开销实在精彩绝伦，尤其最后说他试图上手做一个精神领袖”那番推论简直丝丝入扣。艾伦的言论不是JC的陪衬，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他与jC的分歧在许多读者那儿也能惹出纷呶不休的争议。公理婆理，见仁见智。这是否就是学者所谓“复调小说”的意思呢？我想，这里至少有着类似柏拉图、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对话”的意昧，库切完全把握着巴赫金所归纳的那条线索一一“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艾伦私下里曾对安雅说过，“你那家伙”总喜欢追究善恶关系和道德动机，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在他看来，“好的动机或是坏的动机，说到底不过是动机，矩阵运算中的矢量而已，用长远的观点看总会扯平的。”这话几乎就是伊凡的“宗教大法官”的现代叙事，其言辞也是那么机警善辩。所以在安雅看来，“一方是言之凿凿，—方是掷地有声”，这往往让她无以适从。

  不欢而散的聚会之后，安雅一气之下离开了艾伦。她搬走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JC，她记着JC的那个梦，电话里拜托桑德斯太太留意老作家的状况，在他弥留之际她一定会出现在他身边。她要是不去握住他的手把他送到那个“门口”，他该怎么办呢？冥冥之中，她在留意倾听，“也许在温暖的春夜我会听到他低吟的爱情歌曲从电梯井里传了上来。他和那只大黑背钟鹊。‘忧郁先生’和‘黑背钟鹊先生’，情爱与悲苦的二重唱。”

  这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爱情小说，没有爱情那档子事。可是，谁能说这里面没有爱意没有魂萦梦牵的绵绵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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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德先生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撰写译本序言，当使本书增色不少。陆先生学识丰赡，思路通脱而谨细，给译者以多方面的指导。实际上他审读了全部译文，指出原稿中十几处误译、漏译的语句，使译者有幸避免了那些舛错。每次他发现一个问题，在电话、电邮或短信中总是以探讨的口吻提出商榷意见，那种虚怀若谷的风度更让我深感汗颜，亦深受教益。对陆先生的帮助和教示，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在与曹洁女士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多次合作中，译者获益良多，本书的翻译也是在他们的信任和敦促下得以竣事。有一数学问题幸赖蔡天新教授悉心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文敏

  2008年4月5日于杭州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