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赛珍珠

  1

  我接到罗燕女士的电话时，正准备动身去刘岳厚那里。这个电话接得很匆忙，我已经换好了出门的衣服，摸了摸钥匙串，意识到它确实是在口袋里，然后换上鞋，刚拉开门，电话铃响丁。以往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电话可以录音，有时候因为偷懒，我故意不去接电话，然而这一次，我似乎预感到了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犹豫了片刻，脱了一只鞋，在刚吸过尘的地毯上蹦着，跌倒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一把抓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罗燕女士的声音，我首先听到的是张艺谋的名字。这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我不由得一怔。

  罗燕女士说：“是张艺谋向我推荐了你！”

  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虽然张艺谋让几位作家同时替他撰写武则天，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害得许多义愤人士跳出来痛加指责，有的人甚至在我面前大骂他，但是我对张艺谋并没有什么恶意。作家受点侮辱，吃点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张艺谋起码有两点可喜之处：第一，中国电影这么差劲，而他的电影确实不错，还可以看；第二，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看小说了，总算他还是个能坚持看小说的人。我并不认识张艺谋，自然也谈不上和他打过交道，却听许多认识他的人谈起过他。

  罗燕女士接着在电话里作自我介绍。由于她说自己刚从美国过来，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在好莱坞拍电影的卢燕女士。当我自作聪明提到卢燕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更正的声音。

  罗燕女士说：“我姓罗，是‘思维’罗，燕子的‘燕’。”

  我怔了一下，敷衍说自己明白了。

  罗燕告诉我她曾经拍过电影，若干年前，曾经主演过《女大学生宿舍》，并问我有没有看过。我又怔了一怔，说看过。说完了就后悔，事实是，我只知道有过这么一部电影，我看过的国产电影极少。好在罗燕女士不会从电话里感觉到我因为说谎而脸红。直到去医院，在电梯上，我才想明白所谓“思维”罗，应该是“四维”罗，“四”和“维”两个字，合起来，便成了一个繁体字的“羅”。对于没有实行简化字的台湾和香港，这样的文字障碍绝对不会存在，可是对于我这种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来说，偶尔闹些简体字繁体字的笑话，就在所难免了。

  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不知我为什么要笑，她盯着我手中的电梯票看，表情十分严肃。两位首次前来探视病人的访问者，对医院电梯的收费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电梯缓缓地上升，两个人的嘴里便叽里咕噜。负责开电梯的老大妈显然不想理睬他们，然而到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恶声恶气地说：“不就是一毛钱一个人嘛，舍不得的话，我送你们下去，你们再自己走上来！”

  两个人立刻无话可说，一个人的脸上，显出了愤怒之色，另一个解嘲地对我一笑，转过头去，看电梯显示器上的阿拉伯数字。

  2

  我从电梯间出去的时候，一辆盖着白被单的推车，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这座癌症专科医院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频繁程度让人震惊。这是一座死亡的医院，死神在医院的过道上散着步，一不留神就把谁带走了。刘岳厚最初住在一个大病房里，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晚期患者，他们像医生一样熟悉自己的病情，一旦他们被送到那些单间的小病房，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限就要到了。

  刘岳厚是在两天前被送进小病房的。他的女儿刘丽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父亲“差不多了”。我问她刘岳厚是什么时候进小病房的。刘丽英有些不耐烦，说刚安置好，大约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她此时正在病区的办公室。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护士的说话声，我不知道自己在此时说什么好，听了一会电话那头的噪音，奇怪刘丽英怎么没声了。  我对着电话里大声地“喂”了一下。

  刘丽英压低着嗓子说：“我只是通知你一下，也没什么事。”

  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

  电话里又没声音了，我不知道她是在继续听我说话，还是在哭。我想，此时她的心情肯定很难过。我说一定抽时间去趟医院，我的话音刚落，她就把电话给挂了。我的住处离刘岳厚所在的医院不远，但是一直到两天以后，我才正式决定去看他。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自从刘岳厚的癌症复发，重新住进这家医院，医生就向刘丽英暗示过，她的父亲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性。所有的治疗将是象征性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延缓生命，究竟有没有效果，很难说。在这期间，我曾经无数次地去医院看望过刘岳厚，每次都以为是最后一次，可结果都不是。

  从一开始，我就在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不仅是我，还有刘丽英，还有刘丽英的丈夫，当然也包括刘岳厚自己。刘岳厚在乡下的妻子，在乡下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关系比较近的亲戚，一次次赶来为他送终，临了都是不耐烦地怏怏而去。这是一场看不见摸不着的死亡游戏，幸好刘岳厚有公费医疗，要不然真是拖不起。刘丽英作为这座城市中刘岳厚唯一的亲人，被父亲的病拖得已失去了耐心。久病无孝子，刘丽英可以说已经尽力了。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农村老家不停地来人，结果弄得婆媳关系越来越紧张。

  在一刹那间，我突然心惊肉跳地想到，那辆和我擦肩而过的手推车上，那具雪白的被单罩着的尸体，很可能就是刘岳厚。这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刘丽英给我打过电话的两天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磨磨蹭蹭，直到两天以后才来医院，潜意识里难道不是正等待着这样的结局吗？

  很快我明白自己错了。为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当我真走进刘岳厚的单人小病房时，我感到有些说不出的尴尬。事实上，刘岳厚并不像我想象的，只剩了最后一口气，已进入弥留状态。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瞪大着眼睛，一看见我，竟然笑起来。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只是苦笑，不说话。

  P3-7

  对于做学问的人，一向有些畏惧，学问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依照我的傻想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一是纯粹的诗人，反正不知道天高地厚，狂言呓语，看着不顺眼，也拿他没办法。一是真正的大学者，盘盘大才，声蜚学海，听着如雷贯耳，搁哪朝哪代都是人物，不服不行。

  然而有时也会有疑问，当年读巴尔扎克，最初看的是高名凯先生的译本，读着读着，老觉得喘不过气，譬如《地区的才女》中的这些句子：

  从巴黎走意大利大路到桑西尔来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圣提布尔渡过戈斯纳这一段的罗瓦尔河，这两位人物于是就交换了戈斯纳堤岸上给陆士铎胆量去撕破棉布袍的同样的赤红的眼色，她试把自己的眼睛再一次地插进她曾经这样爱慕过的人的眼睛里……

  记得我还是个文学少年，面对如此令人恐惧的怪句子，当时就气鼓鼓地宣布，巴尔扎克的小说没办法看。后来有机会读到了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突然明白过错并不在巴尔扎克身上，不值得一看的只是高名凯的译本。现在知道高名凯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是北京大学著名的老教授，治语言学的人绕不过他。若论所谓的学问，傅雷怕是得退居二线。语法是高名凯先生的强项之一，在语法上，他的译文想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此，翻译的句子别扭归别扭，可是不通得来头大，不通得理直气壮，还真不敢说什么。我倒是听过许多人说傅雷的法文有问题，说什么地方译错了，而且言之有据，不容抵赖。鸡蛋里总可以挑出些骨头，好比有经验的编辑看校样，捉虱子一样逮几个错误，并不是什么难事。

  黄侃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大学者之一，在小学方面，他是座高峰，是自钱大昕和章太炎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不敢说自己。对他的学问有多少了解，事实上，让我敬佩的只是他的治学方法和为人。就像知道高名凯的人不会太多一样，现在知道黄侃的人肯定也是少数。这是一个崇尚文体明星的时代，做学问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

  黄侃的治学首先归功于师古，所谓“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眙视不与言”。然而他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不拘泥于古人的泥潭。黄侃曾说过：“世人同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应是其是，非其非。”又说过：“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畔其规。”他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开创了一条新路，在清朝乾嘉学派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不妨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在上古韵研究方面，黄侃提出了应该增加“谈”和“盍”两部，这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新见解。由于证据不足，他只是点到为止。事隔很多年，有人以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证实了这一结论。难怪后人谈起他的贡献，曾有这样的譬喻，说他虽然用的是古老的弓箭，可是却比戴着折光镜片、握着现代步枪射击的人，打得更准。

  不难想象，他若见了高名凯先生的汉译，真不知会如何生气，像他这样耿直的老先生，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可惜最后的结局，却是不能接受巴尔扎克，迁怒新的正在发展中的白话文，反对似是而非的新文化运动。事实上，黄侃在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上，一直很顽固。虽然学问方面有着惊人的成就，然而他的保守态度，使他的思想大大地落了伍，落伍就意味着淘汰。本世纪的主旋律是唯恐不新，只怕太旧，风水轮流转，云生从龙，风生从虎，在今天，人们可以把与黄侃观点颇有相似之处的陈寅恪与吴宓，重新找出来讴歌和炒作，但是绝对改变不了这些大师先生的掉队形象。历史已证明新文化势不可挡，谁反对都是找不自在。

  写小说和做学问显然两回事，唯一的相近之处，就在于都想尽可能地接近真理。用步枪和用古老的弓箭，目的都是为了打中靶心。小说家可以遵循的原则有许多，条条大道通罗马，所有的路都通了，反而不知道应该怎么走。画地为牢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差不多什么都能写，只要人的大脑能想到。

  没有了禁区，想闯红灯也不行。禁区是探索的方向，更是成功的捷径。禁区不复存在，靠胆子大而哗众取宠的机会便一去不返。有志于文学的人，总是在奋力或者徒劳地寻找突破，外力的束缚越来越少，如何突破自身的禁锢，就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让小说家怨天尤人的推托之词已经不多，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在和读者的较量之中，小说家不再是总占着上风。“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这句很有趣的电影台词，曾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如今正好成为作家面对尴尬处境的最好自嘲。我们可以把过错推到读者那里去，说读者太狡猾，说读者怎么了怎么了，可以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掩饰自己无能，但是掩饰不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惨败。

  本书中选的三个中篇，当年都在《大家》上发表过。对于这三篇小说，也没什么题外话好讲。写小说，总是首先和自己过不去，我一向反对纪实小说这个提法，纪实是纪实，小说是小说，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真实等于虚构，虚构就是真实，行文中真与假的运用，用意只是为了更接近靶心。真与假都是小说创作的修辞手段，手段不应该成为目的。

  这三篇小说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实际的操作时，真和假可以成为手中的涂料，成为和读者作战的武器。狡猾的读者是作家的对立面，因为我们的无能，注定胜不了他们，可是写作者也不应该轻易就投降。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读者乐意以我们为对手。在这三篇不成功的小说中，我有意识地调整着真和假的比例，因为使用了不同的配方，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喜欢的写作，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方式。到达彼岸的方法有许多种，可以借助现成的桥梁和渡船，而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摸着石头走走看。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在半路就淹死了，也许就过去了。

  2007年3月 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