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咖啡厅(田炳信深度访谈录)/大学生读本

前言：中年池墨大精神

周牧之：中国财富的两大宝鼎

王学泰：中国游民与“仇富现象”

李安纲：《西游记》是一部信息世界的圣经

王志远：呼唤东方文化鱼肚白的前夜

饶*子：再俗不能俗大学

陈寿朋：沙尘暴对人类的箴语

任剑浩：利、力、理是一种不能颠倒的顺序

丘海雄：谁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

吴思：潜规则是一块肥腻的石头

王中远：他把林彪爷子埋葬在温都尔汗

关相生：天翻地覆话接待

周彦文：我与贫官李纪周是同学

冀朝铸：中国红墙第一翻译

王屏山：“恐私症”是民办教育的绊脚石

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

袁玫：中国第一场红楼美人冲击波

董智勇：大兴安岭好大的一把火

赛妮亚：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

万炜明：谁在制造英雄

陈定方：有多少中国人在读书

张春良：狗日的网络游戏

后记：真实是历史的大味道

  田炳信：你的“大城市群”是指什么?

  周牧之：关于大城市群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是通勤圈。大城市通过建设近郊和远郊地区，通勤半径可以逐渐延伸到20至50公里，在高速铁路网发达的东京，现在可以达到100公里。这样一个通勤圈域可以称为大城市圈。比如东京现在周围100公里以内都可以作为一个通勤圈来考虑。大城市圈的半径受铁路、公路建设水平左右。城市圈的扩张不是单纯的同心圆式扩张，而是沿主要交通干线呈放射线型延伸，在延伸放射线上可以分裂出许多卫星城市。

  大城市群是被高速交通轴缩短了时空距离的大城市空间。1961年哥特曼在他的著作《大城市群》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他是把美国东海岸5个大城市圈连成的一个3000万人口的地区总称为大城市群，但他没有对大城市群进行一般性定义。哥特曼研究对象的大城市群的内涵在生产力与发展模式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今天说的大城市群，已经远远不是哥特曼所研究的概念，而是要探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和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的大城市群的发展，其规模与密度，都与哥特曼讲的大城市群完全不同。

  田炳信：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圈有什么区别?

  周牧之：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京津唐大城市群，就包括北京大城市圈、天津大城市圈、唐山大城市圈，每个城市圈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建设大城市群时，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强化各城市圈之间的关系。

  日本在10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直不断在进行村、镇、市的合并，但是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这一级没有动过，县域的过小阻碍了日本地方城市的发展。如果一个县只有100万人口的话，县府最多集聚80万人。为什么现在日本讨论建立州呢?如果并县，地方核心大城市就比较容易形成。

  现在，有人提出北京与天津合并为大北京，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北京搞一个大型国际交流的功能，可以覆盖周围几百公里，那么天津也搞就没有必要了。天津应该搞别的功能。但是为了让天津人也能利用上北京的功能，必须强化北京天津之间的各种交通、信息的交流功能。北京至天津的火车一天才十几班次，相比之下，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在高峰期几分钟就对开一班。广州至香港的列车班次也太少。我们要认识到内地没有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的功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重视完善城市圈交通体系的城市极少，维系与城市周边地区的交通设施仍然只是公路，在公路沿线的无序开发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骨骼是不可能支撑起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的经济和生活活动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应该尽快地形成以通勤铁路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为主的高速轨道交通体系。

  中国城市圈、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将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中国经济能跟世界经济竞争的地方，还只是几个大城市群。我们无法拿西部跟世界发达国家竞争。我们迫切需要整合、提高我们的可能有竞争力的空间的社会经济机制。我们要学会整理我们政策决策、规划决策的优先顺序。

  田炳信：现在最有希望的是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再一个是京津唐地带。但后者的城市问的联系很薄弱，前两个大城市群也还远远没有真正成形。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会出现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周牧之：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突破行政区划问题。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是阻碍中国城市群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各级行政区划层次较多，分割过细，各级政府对区划内经济活动干预权过大等原因，各行政区内的经济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中国的地区经济具有强烈的行政区经济属性。随着通勤圈、通学圈、购物圈、产业分工圈的扩大，行政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城市圈以及城市群的形成的阻碍将越来越大。行政区经济阻碍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十分突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格局。

  把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城市群看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欧洲是国民国家的发源地，搞了两百多年，现在把国界的概念不断降低，以利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通。

  在形成大城市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有两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必须培养新的增长原动力，完善大城市群内的分工配套，对香港以外的珠江三角洲而言，加强原材料基地的建设、半导体等元件产业基地的建设、提高机械加工能力、研究开发能力非常重要。一定要超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的模式。对香港而言，发展金融、信息产业以及强化对内地、东南亚地区影响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二是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的问题。大城市群中各大城市圈功能的紧密分工，对大城市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一国两制”对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功能和城市空间是有益的，但不能画地为牢。

  田炳信：发展大城市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接上亿农民进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仅仅把农民作为外来的劳力，而没有考虑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城市主人的需求。

  周牧之：从世界近代史来看，产业革命以后，人们为谋求城市生活，谋求现代化的工作效率，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同时伴随着社会的近代化，必须同时创造市民化社会。没有市民化社会，城市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城市化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生活、工作空间要从农村转入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有三个基本要素：工作、终身保障和社会交流。在农村社会，人们大多数从事农业，土地是终身保障的根本，村落共同体是人们社会交流的基本。而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要求人们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当中谋求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职业，人们需要离开土地和村落共同体进入城市。

  田炳信：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国际竞争的关键不是技术竞争，而是社会机制的竞争，你怎么看?

  周牧之：在社会机制上，人们曾有三种认识上的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只想要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和军事力，拒绝对工业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结构进行社会机制的变革。第二种错误是缺乏对西方社会机制的研究和总结，没有认真地总结人类社会在产业革命后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实验。人类为这些社会实验和实践付出了重大代价，它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

  中国是后来发展的国家，我们可以研究和总结先行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中国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三种错误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破坏。社会发展是延续性的，不能强制性跳跃。中国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来源于对既存社会机制的破坏。

  P6-9

  中年池墨大精神

  杨志今

  我和田炳信是内蒙古大学的同班同学，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也就成了过去时。一列火车——我们当时的习惯用语是——一列时代的火车，横穿中国大地，一次就拉走了60万人，可当年准备上车的却有5000万人。我和炳信有幸登上这列极为特殊的列车，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进入大学校门，我们和还未毕业的最后两届工农兵学员同在一个教室听课，同在一个饭堂就餐。

  我发现，在读书之余，诗歌却成了文理两科、工农兵学员和高考就读的大学生之间最易沟通的媒介。可以讲，诗歌以她特有的方式，成了当年中国各所院校最有特点的风景线。诗歌在1978年是时髦的代名词。诗歌和今天的股票、公司、房地产一样具有诱惑力，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快、曝光力强、震撼力大。那个年代还是政治激情横溢的年代，制造诗人，制造梦想，参加诗歌朗诵会，人们对它的痴迷程度不亚于今天炒股的人。炳信当年就是用诗歌的形式去思考、去思索的活跃分子之一。

  思考，对于任何一个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年轻人来讲，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从家门到校门，从视野有限的景物到社会无限放大的景观，从薄薄的几本教科书和背得滚瓜烂熟的《毛主席语录》到大学图书馆一排排的中外名著和刚刚开禁的禁书，那是一次思想的爆炸，一次心灵的冲浪，一次生命的摇撼。人们从自身，从家庭，从社会，迅速寻找最短的路线，最便捷的方法与一个像魔幻片不断滚动的社会贴近，一个熟悉的社会变得陌生了，一个陌生的思想又忽地降落在你的眼前，像秋风刮来的落叶，像寒阳冻硬的最后一块石头。但一个人能长时间地去思考，不因职业的变动，不因地域的转移，而像马拉松式赛跑似的去思考的人，则是田炳信。

  我在京城工作，炳信在广州，大多数是他公干来京时间多，我去广州时间少。每次聚会，酒酣耳熟热话文章，炳信依然是老风格未变——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又似乎有一种特殊功能，侃天说地总是有一定之规。同学们常说炳信侃天聊地是木匠打老婆——有尺寸。

  去年夏秋，炳信见到我说，最近闲来无事，给广州的《新快报》当一个专版作家。我问何谓专版，他说就是每周一个整版，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聊的一个专版。我说，写几篇容易，坚持下去可不容易。后来我在网上，在报纸上，不断看到他每周有一篇到时就蹦出来，涉猎的领域可谓广泛、庞杂。

  对于一名优秀的记者，他需要对社会有极大的兴趣，对人生有极大的热情，对事业有极大的追求，才能做到“漫空竹翠扶山住，数点梅红补屋疏”，“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山开”。何况炳信离开新闻界已十年有余，突然回头续写新章，我知道，他这十年仍在思索人生，仍在关注社会，而且关注得焦点之多、之杂，可见没少读书，没少阅人，没少经事，不然写不出那些精彩的段落来。我相信，读者自会从他的每篇文章中找到那些脍炙人口的佳旬。在这里，我同意原《解放军报》何德来大校的观点，他说：我们办的是党报，是党的耳目与喉舌，更需要有权威的代笔人、代言人来说出、写出符合党和人民的“时代之言”。《新快报》请来几个国内文坛的高手、名嘴，在这个《专栏》推出一个又一个新闻拳头产品，要在社会舆论界不震动、没影响，也难。

  一个专版，洋洋洒洒好几千字，要吸引读者追阅不放，不容易。不仅对专版文章内容要求奇高，对写作方式也同样有苛求。专版的作者不愧是写作的行家老手，深知文章格局的“机关”、“要诀”，不仅主体内容突兀新鲜，招惹人眼，而且行笔构篇要别具匠心。古人言，好文章当是“虎头”、“猪肚”、“豹尾”。  虎头，硬如铁，坚如钢。据考证武松打虎，不是将虎头砸烂，而是击其腰肋才使大虫毙命。虎头，显示王者风范，神圣不可战胜。专版文章的开头，犹如虎头。每一篇文章，有一个叫绝的引言。引言写得汪洋恣肆，引入入胜，或引经据典，或抒发激情，或针刺点穴，或造势渲染。有专家认为((新快报》专版的开头语，开创了新闻散文的写作新品。专版导读与弓l言的写作，充分发挥了“叫卖”效应，撩拨读者阅读兴趣的神经，让读者循其声、沿其语，迅速进入阅读状态。好文章，读了开篇，就知下文。

  专版文章的内容，丰富、厚实。猪是杂食动物，且食量巨大，文章内容如同猪肚容纳食物那样既杂又多。纵观已发表的专版文章，内容新鲜，而且深厚，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有大纵深、宽正面的材料挖掘。看得出作者是用“战役”与“战略”的手段进行一场又一场的“人民战争，”从而获取每一个专版的最大成果。从《诗经》到《史记》，到《三国演义》，古代的经典著作，无不是搜括内容材料的经典之作。  。

  专版文章的结尾，如同豹子尾巴——竖得高，甩得有力。作者采用点评、点睛式随笔手法，将文章的寓意进一步拓展，与引言相呼应。

  我读炳信这组文章的感觉是有滋有味，有棱有角，有方有圆，高处有高处的空旷，低处有低处的视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人们通常对世界的一种十字形的观察。社会中更多的是一种太极图式的观察，有起点，有终点。春兰早芳，秋菊晚秀。

  炳信和我，大学毕业已23年，一在北，一在南，到了这个年纪，仍接受这种刺激，这种挑战，这是一种勇气的渗透，更是一种恬静的活法。

  这个社会变化很快，而且还在提速，人们的心态不免会产生一种浮躁，如何在浮躁的环境中，静心，静思，静想，实在是一种道行。我还是信奉那句老话——“文章不写半旬空，板凳一坐十年冷。”

  为老同学的书写序，没有负担，信笔写来，扯到哪算哪，聊供读者和其他同学一笑。

  2005年10月10日于北京西长安街5号

  (杨志今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

  真实是历史的大味道

  2004年8月，我在广东《新快报》开设了每周一期的《深谈》专版，坚持至今，已有百万余字。常言道：“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栏目设定后，寻找什么样的采访对象就是我必须要加以确定的事。我在新华社从事新闻采访十三年，也参与了像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1990年广州白云机场机毁人亡的“10?空难” 事件的调查。我深知一点，中国的新闻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是有严格控制的，不是想写就写，想报道就报道的，是有新闻纪律的。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在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问题不在大小与否，只能领导知道，这大多是通过内参的渠道往上发，而成绩好事则需要民众知道，这是通过公开稿去发。

  1990年12月3日，我曾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新闻业务》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中国民间对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事、丧事统统用两种色彩代表。吉庆、高兴的事称作“红事”，不吉祥、悲伤的事称作“白事”。引申到新闻报道上，诸如粮食大丰收、卫星上天、重点工程奠基、领导人出访、国与国建交、中秋节、元旦、春节的报道则可以称作“红新闻”；而那些森林大火、仓库爆炸、河道决堤、蝗虫泛滥、球迷闹事、伟大人物去世、火车相撞、飞机打滚的报道则可称作“白新闻”。

  对“红新闻”的报道，我们几乎是没有任何禁区和警戒线的。报道的手法，报道的篇幅，报道的形式，可谓多之又多，妙之又妙。对“白新闻”的报道则没有那么简单。不管你是久经沙场的“老记”，还是初上疆场的“雏记”，时刻都会感到“警戒线”就像长在你身上的胎记，无法抹去。

  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对于闯进记者视野的大小“白新闻”，我们大多是用“内参”的套路来处理。因为，这种传播的范围有限，而且大多是给掌握很多情况的决策人、领导者去看的。所以，真实的情况不管有多真实，都能被理解和接受。而在公开报道上，我们则是慎之又慎，如履薄冰。

  不知何年何月，对于“白新闻”的处理，我们找到了一条路，一条光明、坦荡的大路，就是将“白新闻”神奇地变作“红新闻”的路。于是，就有了不成形的规矩，“大灾”后有大英雄，“小灾”后有小英雄。每次带白字头的事件发生后，总要向社会隆重推出一批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而对制造白字号事件的责任者(他们中许多人是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的)，却在记者的笔下轻松地滑过去。

  说真话，揭真情并不容易。在特定的环境中总有特定的话不能讲，不敢讲，不好讲。时过境迁，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事情还不能讲、不能评、不能说、不能议吗?西塞罗说过一句话，世间一切都在脸上。我说，世间一切真相都在人的嘴中。

  中国不是没有真相，只是碍于特定的人物，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许多当事人没法讲。中国人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经历了多次变革，一个人不能同时经历两次同样的事，第一次是虔诚、纯洁，第二次就是无耻、无赖。老一代人深知触雷后的代价，用一句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心有余悸，生而后怕。一位参加过“12?”运动的老人李书霖说过这样一段话：“说真话，好，说实话，好；说了真话，没人收拾你更好，说了实话，没入把你抓起来是好上加好。你如果从那个年代走过，你就知道说真话就跟把脑袋放在铡刀上的感觉是一样的。”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给人留下的恐怖印象是什么!

  我是1978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的，那是改革开放的早春。我清晰地记得，当年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极为窄，除了课堂上老师的讲稿、电台报纸的新闻稿，就是按级别阅读的文件和范围极小的小道消息。那还是一种声音的年代，多彩多姿的时代还在蜕变中。软绵绵的流行歌曲羞答答地登场；像砖头一样的日本索尼录音机成了富有的标志；短裙、麦克镜、喇叭裤、牛仔服也开始配备在当时被视为“小流氓”的人身上。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和《歌德巴赫猜想》及《天安门诗抄》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揭开大寨的盖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_各大新华书店门前排起长龙队伍征购再版新书的入……新闻连着新闻，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总之，那是惊蛰、早春的岁月。在新鲜蜕变中，人们躁动、焦急。人们在恢复某些词汇，寻找新的语言，毕竟失语的时间太久，诗社、诗的演讲、朗诵会、文艺晚会，成了一种半民间半官方的场合。

  一首好诗，能迅速传遍各大校园。那时交通、通信工具还不发达，传真机、电脑、互联网、大哥大、BP机还没有听说过，仅靠口口相传。78级学生，最小16岁，最大的38岁，大多来自基层，来自农场、兵团、知青点、公社、小县城、部队连队。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使人们像喇嘛念经，像播音员播音一样，只会讲一种语言，一种谁都会讲的政治语言、报纸语言、文件语言。人们还不习惯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话，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得太久。

  胆大的上台，胆小的去看。每当一种新的观念在演讲台上出现，会掌声雷动。大学生们也同时担心着，在某一个清晨或黄昏，一辆警车、一群警察把某一个发表演讲、朗诵的人逮捕。很久，很久，校园里都没有发生这种在以往年代可能发生的事情。人们的胆子大起来了，失语的人少了。我记得到后来的演讲活动中，大学的教授、省里的专业作家、专业诗人也与大学生们同台发狂、发傻、发痴。

  一个时代死亡了，那么快就离我们而去，连哼都没哼一声，可那个时代的权威、恐怖的画面却吓坏了几代入的胆。想象中的可怕、可恐，远比现实中的更强烈。

  这些想法沉淀后，我知道该发酵的人在哪儿了。

  我要找的人物，多是政治舞台上谢幕的人，人生已完成聚财进入散财的商枭，也有被政治运动像荡秋千般荡得头晕脑涨不知东南西北的入，还有在命运轨迹中被摔得鼻青脸肿的人。人无痛苦体验，哪来深刻感悟；人没有从秋风来临前的冷颤，哪来一叶知秋。

  远离了喧闹，逃离了世俗，不再旋转，不再闪亮，不再成为官场政客、文场墨客、流行野客、艺术闪客时，人该是一种什么心境。

  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的原意是什么?其实关于真实一直就是百入百解，千人千意，万人万说。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拉长了，历史淡化后，这话是真的；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下，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这句话也是真的。中国人有智慧，中华民族有大智慧，在真真假假的洗涮中，总是越洗越白，越洗越亮。老子日：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人世间的事一旦由时间过滤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大多数老人愿意讲，大多数人也愿讲，只不过讲的成本和代价是什么?讲的后果对现存生命构成的危害、威胁是什么?

  中国带言字旁的字一共有1 97个，80％是不好的词：讣、讥、讦、讧、讨、讪、讫、训、议、讯、记、讳、讲、讴、讶、讷、讹、论、讼、讽、设、诀、证、评、诅、诈、诉、诋、诌、诓、诔、诘、诙、诛、诞、诟、诡、诤、诧、诩、诫、语、诮、误、诰、诱、诲、诳、诼、诽、诿、谀、调、谄、谅、谋、谍、谎、谑、谒、谗、谜、谚、谣、谤、谬、谪、谴、谶、谵。

  万言万语不如一默。大多数有奇特、独特经历的老人，大多数人带着一肚子的秘密、细节、答案进了棺材，那是一种浪费，一种对真实的损耗。

  那一代人的命运——传奇、荒唐，都喷涂了理想的色彩。可敬，可叹，可歌，可哭。五六十年代的人的命运是山道，弯多、坡陡，甩下去就一命呜呼；七八十年代的人的命运是马车道，车小、车少、人多，掉下去的最多摔个鼻青脸肿；90年代是高速路、快速干线，跑得快的就快了，走得慢的就更慢了，那一代人在那个年代能从一命呜呼的绝地逢生，真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现在看50年前的事，荒唐；看40年前的事，可笑；看30年前的事，陌生；看20年前的事，熟悉；看10年前的事，复杂；看现在的事，太累。

  这不是悲观，不是一种虚无。有了解，才有理解；有理解，才有谅解。那一代人的执着、激情、顽强，是我们这一代人感到极为陌生的。他们是大气和小气融为一体的人，他们是血与火、汗水和墨水分离的一代入。有激情的窝，才能下出激情的蛋，有理想的房，才能摆下理想的床。

  不是人人都长一双慧眼，不是人人都能看透人世间的俗事、凡事。我采访过的许多长者和历经磨难的幸存者，他们给了我一种似仙、似雾的印象，通透、豁达、平和、宁静、自在、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成了一种自转有余，公转有余，像一棵已成了枝枝权权定型的黄山松、戈壁胡杨树。

  云开雾散，林静鸟鸣，是一种天籁状态；地动山摇，泉水叮当，是一种地籁状态；真人露像，假事脱形，是一种人籁状态。

  他们有一种人生的苍凉，生命的苍茫，灵魂的苍翠。

  当事者说出真相不容易，写出真相也不容易，能公开发表更不容易。我记得在去年写《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一书时，曾写到：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不愿反思的民族是更加悲哀。纠错机制有，但总是事隔多年才能摊上一回。许多人能在有生之年，摊上一回也是一种人生的大幸。人生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活得久，才能看得透。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杨志今为本书作序；王月林为本书出版在编辑上付出大量心血；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女旅行社总经理叶礼艳女士、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董宏先生、新华总社副总编夏林先生、北京好苑建国饭店总经理黄晓军先生、《法制日报》社总编辑雷晓路先生、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春洪先生、原《解放军报》广州站站长何德来大校、内蒙古商务厅副厅长德顺先生、内蒙古统战部副部长杨舜才先生、《广州日报》社副社长顾涧清先生、广东粤财集团董事长韩小进先生、著名作家权延赤先生、原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万炜明先生为作者的采访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新快报》社总编辑张洪潮先生，《羊城晚报》社陈朝旋女士、陈进先生，《新快报》社苏碧青小姐为选题和策划做了大量工作；梁岱江小姐为本书的录入打印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暨南大学研究生院的高材生张沫小姐、高翠元小姐、张秋娟小姐、万薇薇小姐、谢新香小姐、李爽小姐为本书的采访全程录音并做了整理工作。

  此外，我的太太、女儿及家人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时间，让我专心致志地去码字。限于篇幅，还有很多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朋友、同事，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一并对他们表示我的感谢之意。

  田炳信

  2005年10月1日记于广州童心路5号聊斋吧